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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工人谷伏祥:寒夜中的坚持,为了老人与孩子

发布时间:2018-04-25来源:我只是个小号 作者: 点击:

一月中旬的深夜,虽然深圳的气温相较于全国并不是很低,但是北方吹来的风还是让人颇有寒意。对于患一个小小感冒就会住进医院的尘肺病工人而言,更是难熬。

 

然而,尘肺工人谷伏祥却并没有呆在湖南桑植县的老家保养身体,而是坐在深圳某单位的保安室里,一边看着眼前的监控,一边盘算着白天和工友们去维权的办法……

 

 

70元/12小时:白天维权,夜晚值班

 

2003年,谷伏祥跟随哥哥谷生春加入了风钻行业,一起加入的还有弟弟谷伏军,他们看上的是这份工作的高工资。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料到,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是他们悲剧的开始。

 

直到2009年,谷伏祥和工友们才得知尘肺的可怕。经过艰难的争取,他们得到了在深圳职防院体检的资格,谷伏祥没有被检查出尘肺病,他感到非常庆幸。

 

然而到了2017年的年底,工人们得到一次在张家界职防院体检的机会,谷伏祥则被检查出尘肺二期。而不少09年曾被鉴定为没尘肺的工友,直接被确诊为三期。

 

谷伏祥不知道这是因为潜伏期,还是因为09年鉴定时存在着什么问题,他非常怀疑当时的鉴定被做了手脚。他能确定的就是,他的哥哥谷生春当年被鉴定为一期,然而只过了短短六年就离开了人世。

 

除了被新检出尘肺病、怀疑有尘肺病的工人,还有尘肺病死者的家属,也打算到深圳去要一个说法;2009年曾经获得理赔的工人,由于病情加重并且十年一次的理赔期即将结束,也必须前往深圳。于是在一月初,谷伏祥他们又回到了自己曾献出青春的深圳市。

 

谷伏祥等人刚到深圳的时候,便产生了一大难题,那就是工友们的食宿问题。工友们普遍家庭困难,许多人是借了几百、一千块钱才得以成行,谷伏祥也不例外。而政府安排的救助站床位,只够满足少数工友的住宿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并没有做出轮流住救助站之类的决定,而是有一部分尘肺病工人主动把床位让给了家庭更困难、病情更严重的工友。但是,让出床位的工人们的自身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谷伏祥所带的现金完全不足以支持他在深圳坚持维权。

 

因此,他去寻得了一份保安看门的临时工,夜晚值班十二个小时,白天维权。尽管这使得他不可能睡一个完整的好觉,但每天的70块钱工资使他得以解决吃饭的问题,还相当于剩下了40块一天的住宿费。

 

谷伏祥说:“用正常思维去思考的话,去赚这七十块钱肯定不划算,但是在我的角度上,我已经很划算了。有钱的人当然不愿意做这个活,但是你没钱的算这个账还是很划算的。”

 

然而,谷伏祥每天70块钱的“划算”工作最终还是丢了,因为政府发文通知企业不得雇佣这批维权的尘肺病人。实际上,谷伏祥在应聘时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疾病,因为“我们做人要面对现实,我们不能隐瞒”,但是,并没有法律规定剥夺尘肺病人的劳动权。

 

谷伏祥说:尽管当初保安队长“可怜我们”,容许他们来做这份工作,但当“上面开会的通知”下来之后,他也只能将他们解雇,因为“接到这份通知我再用你的话,那单位就会怪我失职”。

 

由于缺乏承受种种压力的准备,工人们不得不选择在春节前回到湖南。此前,为了说服工人回家,政府给工人委派了援助律师。

 

可谷伏祥并不看好,“律师也说了,我们在为政府办事,政府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估计他们就是忽悠我们,不会给我们办事。因为回来以后从来没听到他们的电话,没有吭声了。派这个律师应该只是把我们搞回来,只要我们回来了,他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法律途径:真的能走通吗?

 

尽管维权之行困难重重,但谷伏祥说,“不管路途遥远、难度多大,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这就是我们的愿望”,“因为我们确实为深圳付出过,因为我们确实是在深圳打钻,才得了这个职业病”。这种愿望,再合情合理不过了。

 

但是问题在于:“深圳市政府为什么要拿出种种理由阻挠我们走这个合法的维权道路”?谷伏祥说,“他们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很多东西他说的跟做的就是不一样”,比如有的尘肺病人的劳动仲裁官司,明明已经胜诉,在执行过程中却被停滞下来,“也不能说做,也不能说不做;也不能说你对,也不能说你错;你这个案件只能在原地不动,没有什么理由不理由”。

 

谷伏祥说,还有一个案例是:工友向政府提供的证据都是非常健全的,政府也已经受理了,“那个时候律师也说了,你这个官司是100%赢的”,但后来工友去政府拿资料时,上午还说可以给他们,到了下午就不行了;最后他的案子就压在那里,这个程序不能走了,“已经要开庭,却不开庭了”。谷伏祥心里担心的就是,“由于政府一施压,我们这场官司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谷伏祥的哥哥在2009年理赔的时候,也经历了重重阻碍,历经几年的时间才拿到赔偿。尘肺病一期的赔偿就是9万多加社保局的2万7,总共11万多块钱。

 

谷伏祥说:“你看病的话,根本不够一年花。我哥死的那一年,常德医院住院两次,长沙住院一次,桑植县住院一次,最后死在中医院,住院五次。你说,这个钱,你国家赔了多少?哪里够?”谷伏祥怀疑:自己的哥哥当年真的只是尘肺一期吗?

 

谷伏祥希望哥哥的家人能拿到工亡的补偿,因为“他是有用人单位的,有劳动仲裁,有鉴定结果的。现在打这个官司,很多人说没得打了,但我相信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可以走到底的呀”。然而,尽管谷伏祥哥哥的资料也比较齐全,但他们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维权了。

 

更大的问题是,还有“90%的病人都拿不到书面资料”,因为当年并非所有人都获得并保存了工作的证明,只能通过口头描述指认工地、同事、老板。

 

而谷伏祥认为,如果政府能承认这一口头证明,并顺着这些指认积极调查的话,完全是能够确认几乎所有尘肺工人的劳动关系的。关键就在于政府的态度,如果资料齐全的工人都难以走通法律途径,那缺乏资料的工人、家属又该如何是好呢?

 

谷伏祥说:“我能说出我做过的建筑工地,说出他的建筑结构。比如说岗厦那个商务中心,100多层的标志性建筑,我在里面做过,我知道里面的基础建设,我在里面打过孔,我也做过支撑梁。还有京基一百,还有罗湖的很多工地。我还记得老板xxx,他是广东爆破协会的会员,他老婆叫xxx。你政府去查的话,肯定可以查得到的。”

 

谷伏祥提到,深圳宝安区的一个局长说:我们政府是有力量查的,因为爆破公司要上缴税收,记录要保存三十年。

 

“所以你说你到哪里做过,他就一定能查出来,你只要提供建筑公司、老板是谁、带班是谁,就能查出爆破公司是谁。所以假如国家支持的话,我们的用人关系是可以查清楚的。”谷伏祥说,“可是他们就是不帮你查啊,09年维权的时候,好多人都提供了一些证据的,暂住证啊,工地出入证啊,都没用。”

 

“我不是说共产党不好,也不是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好,但是我就是觉得,真的像我们这种弱势群体,就面临很大的压力。我们觉得现在我们没有说话的地方,也没有说话的份。”

 

显然,没有这些工人的付出,根本不存在深圳成为繁华都市的基础,但深圳市政府又是否会打算为这些尘肺病工人付出点什么?尘肺病工人如何才能有说话的份?

 

 

只有坚持,我的家人才有希望!

 

单纯靠法律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谷伏祥相信,必须靠团结的力量坚持下去。“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决心,走赢维权这个艰难的路呢?因为即使我死了,我的小孩不会失学,我的老人不会没有赡养。就是这个勇气支撑着我们走赢维权这条路。至于输赢,我们心里确实现在没底,我们只是觉得,我们要这么走。”

 

谷伏祥的老母亲已经87岁,三个儿子都罹患尘肺病。除了谷伏祥外,大儿子谷生春已经去世了,小儿子谷伏军离婚了独自抚养孩子,虽然得了尘肺也不敢停止打工。年近九十的老人不但没法养老,还要帮谷伏军照顾小孩,操持家务,甚至还要料理田地。如何赡养好老人,是谷伏祥心中的一大难题。

 

谷伏祥的儿子、女儿在学校都成绩优异。儿子高一,曾在全年级七八百人中考进前三;女儿小学六年级,也在百余名同学中名列前三。但他俩的学费、生活费问题,就成了谷伏祥的心病。

 

儿子学费一学期3600块(成绩好的三千多,成绩不好的还有六七千的),每个月伙食费400多,再加上资料费、书本费、零花钱,要1000块钱。儿子一年要开支两万块钱左右。女儿读小学也要交学费(谷伏祥也不明白原因,按政策来说小学是不用交费的),600多块一学期,加杂七杂八的要1000。女儿生活费每个月398块,学校管吃住,上学十个月生活费三千多,学杂费两千多,还有每周15块的零花钱,包括4元来回的车费。

 

谷伏祥说,这么算下来,他们家每个月最起码开支不能低于2000块。“这个钱针对正常人来说的话,只要你有正常体力就不是什么事。我们这个边远的山区,就是因病致贫。如果我能做泥工,一天一百三的话,就没问题了。”

 

然而,谷伏祥现在的身体已经不容许他再做体力活了,也很难找到轻活来做。更何况,要是自己生病住院,子女上大学,开支就更不止这个数了。

 

“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能上大学。”谷伏祥说:儿子的老师说,就其目前的学习成绩,考个一本一点问题都没有。谷伏祥也想:“我小孩能上大学的话,那么最起码,我的小孩以后不会走我的老路了吧,不会去从事这种体力活吧。不管你工资高低,起码不会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因为这种体力活给我们所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每人拿了一张死亡判决书,差别只不过是执行时间的长短而已。”

 

谷伏祥说:我们现在没走到濒临死亡的地步,但是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众多的事情需要去考虑、解决。对于孩子上学的问题,谷伏祥认为:“假如你的智力差,你不能上学的话,那我不要求你上学,你去打工既养活自己也减轻我的负担。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我小孩成绩算是比较好的。哪怕我们再拼命,再努力再做,我还是希望他去上学。”

 

谷伏祥也想过经营一点小买卖补贴家用,然而因为毫无本钱、难以贷款,这只能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

 

谷伏祥的尘肺病状况已经影响到了孩子的心态。他们去深圳维权被“遣送”回来后,他的儿子就不去学校了,而当时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这次考试老师说他考得到前十名。于是老师专门来接他,而他也跟父母说:家里没钱送我上学,我去上学干什么呢,我已经为你们减轻负担了。

 

这当然不是谷伏祥所希望看到的,他说:“我们不需要你为我们减轻负担呀。他的想法是错的,尽管在他的角度想是正确的,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他搞到学校里去。就跟这个老牛拉车一样,还是要往前面慢慢走啊。你的想法我们不说你正确还是错误,但是起码你的做法就是不对的,因为上学对你自己才有好处,我们也不想看到因为我们生病就荒废他的一生啊。”

 

为了儿子不会放弃读书,谷伏祥坚持要把维权做下去,这并不是因为他把孩子当成了他的希望,而是因为——“虽然我患病了,只要你上学,不是说我就有希望了,而是说你妹妹。当我不能赡养她的时候,你就能照顾你妹妹,那我走的就比较放心了。你不去上学你拿什么照顾你妹妹呢?”

 

谷伏祥说到这里,儿子就哭了。

 

谷伏祥自己没读几年书,小学都没毕业,但是他十多岁就开始走南闯北,见识丰富,出口成章。跟他聊天,让人感受到他的知识渊博,而他的知识则是来自于“社会大学”。但是,这些知识所反映的却大多是他不幸的经历,他说:

 

寒风萧萧,别人过年过节,我们过关!我们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我们拿的是一张死亡判决书,不过是缓刑而已。

 

我维权的目的就是,老有所养,小有所依。

 

我们为什么要打赢这场官司?即使我死了,我的小孩不会失学,我的老人不会没有赡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决心,走赢维权这个艰难的路呢?就是这个勇气支撑着我们走赢维权这条路。

 

智大养千口,力大养一人。我有力气,那个时候做钻工,我就能养活我一个人,我要是有学历的话,就能养活我一家人。现在一家人我也养活了,但是这中间面临着失学啊、还债啊这些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说你心情好到哪里去。你每天想着你欠人家的帐,不可能不还。你不还,你小孩也要接着还。不可能说你死了,人家的帐就不还。所以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在死前还清别人的帐。

 

谷伏祥所在的村庄,远远看去非常漂亮,可是这个村却有着好几户尘肺病工友,而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是一个心酸的故事。

 

(本文由安康信息网编辑http://www.ohcs-g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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