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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失去手掌的1060天:法不管用,索赔只能靠自己了

发布时间:2018-04-28来源:NGOCN 作者: 点击:

“厂方答应赔我46万,我签不签?”


潘永香正在法院,和厂方谈工伤赔偿。她拿不定主意,打电话问工友和几个做法律咨询的人。这46万的赔偿金比法院判决少了七万八千元,有人劝她再坚持一下,争取一分不少。潘永香最后说,“再撑下去我怕我要疯了”。


厂方第二天先赔了20万,剩余款每月赔偿1.5万。潘永香在和解协议上签了名,她忐忑不安,担心未来18个月的执行期内会被拖欠赔款,如此一来,自己又陷入新一轮漫长的维权和等待。


谈判结束的这一天,距离她受伤已经过去快两年了。


潘永香在佛山一家制作吊牌的工厂上班,2016年5月2日那天,她正在操作压塑机时,突然右手手掌被机器压住。治疗期间,她做了截肢手术,右手手掌仅剩拇指大小的组织。那时她在这家工厂工作不到三个月。


根据规定,工人在受伤后需要先做“工伤认定”,潘永香在一开始的环节就遇到问题。认定工伤需要提供劳动合同,工厂并没有跟潘永香签订劳动合同。她说这种情况很普遍,“我有很多老乡在这个镇上打工,没有签劳动合同的,也没有没买社保的。”她说的情况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报告》(以下简称《监测报告》)结果相符,《监测报告》写道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仅为35.1%,比2015年下降1.1%,比2014年下降2.9%。


经过长达2个多月的奔波,潘永香终于拿到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她被评为五级伤残。(注:伤残等级共分十级,一级最重,十级最轻。)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五级伤残赔偿标准,以潘永香工作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基数,她能获得18倍的伤残补助金,10倍的工伤医疗补助金和50倍的伤残就业补助金。


可是在工资数额上,潘永香说她被厂方骗了。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是在下个月月底发。潘永香2016年2月24日入职,受伤时,她还没有领四月份的工资。受伤后,有一天老板突然一反常态关心她“还有钱用吗”,并在第二天拿了一些钱给潘永香,让她签了收条。


后来,潘永香在法庭上再次看到这张收条——它成了潘永香的工资签收单:“四月工资2929元”,比她的实际工资要少。她向法院提出自己的平均工资是4064元,但是她无法为自己证明,而这张收条却是白纸黑字写着,最后法院并没有支持她的主张。


2017年12月5日,潘永香拿到了终审判决,判决工厂于十日内赔偿53.8万。可是厂方以没钱为由拒不支付。


早在一审期间,潘永香就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要求冻结工厂的财产,以保证工厂的财产优先用于赔偿。法院查封了工厂十四台立式注塑机和五台自动送料机,并跟潘永香说工厂注册法人名下并没有其它可冻结的财产。


但判决下来后,这家“没钱赔”的工厂却依然在生产,而法院也没有追查厂方是否转移了资产。这次事故让潘永香失去一只手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可是工厂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潘永香不信老板没钱,她发现老板胡某用他父亲的名字注册了工厂,但是钱都在自己名下。但她也无法向法庭证明这点。


她觉得走投无路了,联系上自己混黑社会的老乡,想跟老板一命换一命。“自己死了不值,要把老板拉上一起死,死都不怕了我还怕啥”。正巧老乡那时被人打成重伤,潘永香就没有问出口。她心里想,可能老天不让她走这条路。


“法不管用,只能靠自己了”


潘永香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拍卖查封的工厂机器,被告知要等待评估机器价值。她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她也不想再等了。2018年3月22日,潘永香叫上四个工伤工友,决定去“闹”工厂。


那天覃剑荣刚下夜班,眼球布满血丝。因工伤失去右臂的他现在在一家企业做保安。2015年覃剑荣因工伤从右臂的上臂开始做了截肢,法院判94万多,企业逃避赔偿转移资产,覃建荣经过两年多追偿,最后拿到61万。


“如果见到老板,我们就一起围住他”,覃建荣给潘永香出主意。“重点是要取得证据证明实际经营者是儿子”,唐显贵收起一贯的笑容,面容严肃起来,“针孔摄像头多少钱?需要个针孔摄像头”。唐显贵四十多岁,大家叫他唐哥,平日唐哥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唐哥2014年因工伤失去左手,现在在佛山一家外资连锁超市做迎宾,一月1600百块,“省着点花够自己用”,唐哥笑着说。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聊出来具体的方案,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紧张,有你们陪我我不怕”,潘永香边揉搓着受伤的手边说。她的右手在截肢之后变得很怕凉,潘永香习惯了不停搓手以保温。


几个人进到厂里时,工厂里机器轰鸣,送料机和注塑机不停吞吐着原料、成品和半成品,工人们的手在机器压板之间来回穿梭。压断潘永香手掌的那台机器已经不见了——那是一台总出毛病的“老家伙”。一位在工厂做了八年的老工人告诉潘永香,她已经是自己在这个工厂里见到的第三个被机器压伤手的人。


“一个十级伤残,工厂的违法成本只有一个工人四个月的工资”,从事工伤工人服务多年的何晓波说,违法成本低是造成工厂不重视生产安全,工伤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按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如果用人单位给工人购买了工伤保险,治疗工伤的医疗费、赔偿中的伤残补助金、工伤医疗补助金、义肢的安装费和更换费用全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潘永香以找工作为由跟工人搭讪,询问工厂老板是谁,她特意穿了一件袖子上有口袋的衣服,一个开着录音的手机塞在里面。很快,举着手机帮忙录像的覃剑荣引起工人们注意,工人们不再愿意跟潘永香讲话。潘永香提出要见老板胡某,负责工厂人事的胡某表妹说胡某出国联系不上,胡某的母亲则说不出儿子去了哪里。


没有人再理会潘永香。她干脆过去关了工厂电闸,机器停下来,工人没办法继续工作,终于两个自称胡某“姐夫”的人出来了。他们拒绝跟潘永香谈赔偿,让她去找法院,“你要钱的太多了,又不是我们把你推进去的”,其中一人说。



见不到老板,又无法谈赔偿,潘永香想不到其它办法。她站在工厂门口举着准备好的胡某和他父亲的照片大声喊,“无良老板,工伤不赔钱”,引来路过的人驻足围观。僵持之中,工厂已经恢复通电,关上厂门继续生产。两个“姐夫”叫来警察,警察警告潘永香,如果她再拉电闸切段电源或者堵住工厂大门影响出行,他们会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把她带走。


下午的阳光晒得人睁不开眼睛,潘永香举着照片在厂门口喊了一个多钟。陪潘永香同去的工伤女工阿萍好声好气跟胡某姐夫商量,“受伤的人的心里不好受,体谅一下,都退一步。”阿萍和潘永香是老乡,两人受伤之后在医院认识。阿萍失去左手,五级伤残,刚拿到鉴定结果的她正开始跟工厂谈赔偿,她希望工厂能跟她好好商量。


软硬兼施之下,“姐夫”同意一周之后跟潘永香去法院谈赔偿。仅过了一个工作日,法院给潘永香打电话,要她过去跟厂商谈赔偿。“闹工厂”之后,法院来封了工厂的机器,这下工厂没法继续开工了。


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的赵乙桥律师指出,工伤维权困难在于它程序繁杂,耗时长。很多工厂即使知道自己会败诉,还是想穷尽诉讼程序,把官司打下去。一是为了能拖延支付赔偿款,维持工厂正常生产经营,保证生产经营资金链。二是消耗工伤者,让Ta们感到疲惫,也能增加谈判的筹码。可是对一些工伤者来说,这笔钱关系到Ta们的生存和健康,Ta们拖不起。

 

据了解,有相当一部分工伤者拿不到《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赔偿数额的钱。“有时候工厂还没开始压价,工友们自己心里就把钱降下来了,ta们觉得自己不值那么多钱。”长期关注工伤工友权益的社工阿霞说。

 

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最重要的


潘永香今年34岁,贵州侗族人,只上过三年小学。两年多的索赔程序走下来,法律文书已经攒了厚厚一叠,可是文书上的字她不是全部都认识,别提去理解晦涩的法律条文。政府工作人员讲的很多话,她也听不太明白,她说面对厂方和法官,她常常讲不清楚心里的想法,她怪自己没文化。她的老乡阿萍今年52岁,没上过学,因为很多字不认识,阿萍用微信多用语音跟别人联系,很少打字。


根据《监测报告》,一百个农民工中就有一位跟阿萍一样没上过学,13.2%的农民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比不到三成。受教育程度偏低,维权过程中的法律术语和法律流程对知识的要求又比较高。怎么打官司,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像潘永香这样的工伤工人都是靠听其他人的经验来自学的。


今年过年,潘永香没跟老公回老家,她不想见亲戚朋友。亲朋聊起她的伤,总是很关心她能拿到多少赔偿款,跟她的伤相比,潘永香觉得亲朋们更关心她的钱。


阿萍受伤不久回到住处,邻居一见面就问她能拿到多少赔偿款,她气得马上走开了。“谁愿意用一只手换几十万?”回想这事时,她反问道。


另一个工厂女工阿娇是去年8月底受伤,失去左手,目前在等伤残评级结果。回家的时候,亲戚不断念叨着她失去一只手以后生活艰难,觉得她可怜。这种关心让阿娇感到压力,“关心不关心都让人不舒服”。


这些经历令她们干脆不再跟别人谈自己的伤,当然一起藏起来的还有心里无处诉说的压力。


阿娇跟丈夫和婆家人关系不好,夫妻俩在不同地方打工,彼此不多过问对方生活。阿娇得不到想要的关心,一直想离婚,丈夫不同意。受伤之后,她也没有改变离婚的想法。亲朋却劝她,现在残疾了,要收收脾气,对丈夫态度好一点。


甚至有人劝阿娇,等拿到赔偿,拿出点钱把婆家房子修一修,改善一下跟婆家人的关系。阿娇觉得很委屈,“我们就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怎么改脾气。难倒我现在残废了,就要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忍气吞声活着吗?”


没有念过书的阿萍结婚后跟公公学习修车,后来从老家贵州来广州开修车铺,一修就是十几年。进工厂之前,她把修车铺交给老公打理。在老公眼里,阿萍工作很拼,节假日很少休息。受伤后,看到丈夫忙不过来,自己却帮不上忙,阿萍常感到自责。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跟丈夫说气话提离婚,丈夫不答应,“她受伤是为了这个家,不是因为偷抢,我不可能跟她离婚。”


潘永香有一对9岁的双胞胎儿子和一个13岁的女儿,她担心三个孩子会因为自己残障而被人欺负。有一次女儿悄悄跟奶奶说,有人说我妈是残废。潘永香知道了很不好受,她怕自己会影响孩子们成家,“谁愿意跟一个妈妈没手的人结婚,都没法帮忙看孩子”。

 

儿子们的懂事让潘永香感到一些安慰。受伤之后第一次回家,她怕自己的手吓到孩子,就一直带着手套。有一次,手套不小心在孩子们面前掉下来,潘永香下意识想藏起受伤的手,儿子们却笑着跟潘永香说,“妈妈不用藏了,我们知道你的手,我们不害怕”。有一天潘永香和两个儿子一起出门,一不注意藏在袖口里的受伤的手从露出来了,两个儿子马上把妈妈围住,潘永香问他们为什么,儿子们说我们不想让别人盯着妈妈看。


潘永香会做整套的侗族服饰,上身无领大襟衣,下身短式百褶裙。一个人在广州过年那几天,她很想家,就做起家乡的衣服,做好了两件上衣,只是都没有装扣子。装扣子需要细密的缝纫,她现在只有一只手,没办法把扣子装上去。现在,潘永香老公的侗族头饰是婆婆帮忙扎的,女儿的裙子小了是弟妹帮忙改的,这些以前都是她亲自做的,她说以后再也做不了了。



受伤之后,潘永香把一首叫《下定决心忘记你》的歌改编成《广东工伤之路歌》,歌词里写到:

听说广东像天堂

到了广东像牢房

我进了一个工厂

就把我手弄伤


都说广东好

到了广东受伤了

现在只剩下残疾证


广东赚钱广东花

哪里还有钱寄回家

年年打工年年愁

残人找工都很难

没有地方要我

经常被骂没理由

心里只能发愁

找个理由活下去


(本文由安康信息网编辑http://www.ohcs-g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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