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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幕的第一代农民工:留不下,回不去

发布时间:2018-09-11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点击:

张全收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第二年去的深圳。在他老家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深圳是农民最主要的打工目的地。


“深圳打工一个月挣一两百块,一年能存两三千块;老家只能种地,一分钱捞不到。”这是上蔡农民工对“改革开放”最初的印象。


“种地捞不着钱”,陕西的巨晓林也深有体会。陕西种小麦多,经济作物少。刚分地时,当地农民听说蔬果价钱好,争相种起了苹果。


不曾想,苹果泛滥滞销,1989那年,巨晓林一亩半的苹果一毛线一斤都卖不出去。加上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农民种粮食作物,对经济作物加收农林特产税。他忍痛把苹果树都砍了。


张全收东拼西凑借了两百块钱,路费花了179元,大巴火车倒了好几回,辗转来到深圳。巨晓林也进了城,他比较幸运,成了中铁电气化局的第一批合同制的农民工。


兜兜转转四十年,如今,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即将迎来退休的高潮,以不同的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或体面,或落寞。


广西农民工李会成现在成了“名正言顺的广州人”。六年前,李会成成为广州首个积分入户的农民工,为了这一张户口页,他拼了19年。


但大多数同时代的农民工,并没有那么幸运。从重庆农村来到广州打工的敏姐,干了十余年,“留不下来,也回不去了”。广州有她的工作和朋友,但没有退休后的保障;农村的地也荒了,人也不认识了……重庆“棒棒”老甘,今年回到了农村,种地养禽。每月再拿几十元特困低保。而二十年前,他当“棒棒”,一天就能赚200块。


最有名的第一代农民工或许是巨晓林。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再到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作为技术型农民工的代表,巨晓林的光环耀眼。


四十年过去,“代表”当得越多,看到的问题也越多。“全国总工会年年调研,但现在仍然有很多企业没给农民工交养老保险。”巨晓林说,“而我们国家有这一强制规定已经过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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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农民工


重庆的自力巷,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未来公寓”。拆迁那天,不知埋下了多少根拳头粗的楠木棒。这里曾密布着破旧的木屋,是“棒棒”们在山城最后的聚居地。


“重庆‘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重庆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农民流动务工形式……”长期研究“棒棒军”的学者秦洁,在《重庆“棒棒”:都市感知和乡土性》一书中如此定义。


在老甘眼里,城市也需要他们。改革开放后,当时的山城需要修路建楼,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让“棒棒”这种肩挑背扛的苦力职业应运而生。数据显示,出生于1980年之前的进城务工人员约有30%集中于建筑业。


农民工并不好当。这座城市里的脏活苦活,基本都成为没有技术、肯吃苦的农民工的选择。


环卫工人,是李会成来到广州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一份。“没想过换,毕竟没什么一技之长。”大型垃圾车密密麻麻地在荔湾区环卫队广场上横着,李会成带着记者穿行在每次只能通过一人的车缝隙间。整个广场充斥着大型器械处理垃圾的噪音。在这轰隆的声响与难忍的气味中,李会成已工作了二十余年。


更多的时候,农民工意味着从事更高危险性的活。“车在跑,人也在干活。”巨晓林说,当时铁路维修工作很危险,“内招”让单位觉得“容易指挥、好管理”。


“大家一听‘改革开放’就蜂拥到沿海城市,但现实是起步阶段工厂少工人多。”张全收摇头苦笑,那时“农民工劳动力很廉价还没人要”,刚到深圳那会,他只能打着零工,盐水煮面疙瘩,硬挺着过日子。


一些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也挣不了回家的路费,睡在马路牙子上。警察一查,要看身份证和当地暂住证。办一张暂住证,交三百块钱。这对当时的农民工而言,已是一年的收入。


一米八二的张全收,当时只有108斤,又瘦又黑。那时,他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甚至两三天不休息。“有人做着做着就钻到桌子下面了(累倒)。”张全收说。


2

农民工中的幸运儿


“有点文化”的农民工,则比较幸运。


敏姐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玩具厂。她领的第一份工资是170块钱。那个月,弟弟考上了重钢技校,她花了两百块买了件牛仔衣寄回了重庆。


当时她在加工部干了几个月后,一天,生产管理部的领导到加工部问:“谁写字写得好,谁是高中生?”


班长推荐了敏姐。领导问敏姐会不会写26个英文字母,敏姐鼓足一口气写了出来。就这样,敏姐调到了生产管理部。工作比加工部轻松,负责的是成品出货,将品名数量抄写在本子上,出货地包括新加坡、日本等。


对于文化,巨晓林的感受要更深一点。打从进入中铁电气化局工作,巨晓林就感受到了“必须要学技术”。一天,队长派巨晓林去材料部领线夹。去了材料部,巨晓林懵了。线夹有好几种型号,要领哪种?


以前,巨晓林总听人说“铁路的活儿,有力气就行”。但真正干下来,巨晓林觉得有力气都“使不上劲儿”。每种材料都得叫得上专业名称,知道用途。巨晓林有随手记笔记的习惯,一个名词师傅叫上一遍,他就拿小本本记下来。


除了基础知识要学,还要“刨根问底”。哪一条铁路能去,哪边不能去,离电压多远才安全,杆子上是不是有电,弄懂弄通才能正常作业。


如此坚持钻研了三十余年,巨晓林研发和革新工艺工法98项,创造经济效益九百多万元;由他主编的《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成为铁路一线接触网工的教科书。


“你的技术进步了,思想也要提高。”2006年,中铁电气化局时任党支部书记王建华找巨晓林谈话,有意发展巨晓林成为党员。两年的学习与考察后,2008年,巨晓林正式入党。


也是这一年,张全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为了规范地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问题,张全收2002年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2007年金融危机,2008年开春后,3500名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全跑来找张全收想办法。张全收给农民工免费提供食宿,每天每人支付工资40元,两个月花费了八百多万元。


张全收被冠以“农民工司令”的称号,就此有了政治身份。他说自己需要“人大代表”的身份,能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奔走疾呼”。


巨晓林则是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开始当起的。2009年,北京市总工会组织演讲,希望能在企业找一个农民工代表。当时北京市企业里“有文化能说话”的农民工很少,中铁电气化局和总工会关系近,于是推荐了巨晓林。那次,巨晓林演讲的主题正是“农民工也要学技术”。


“丰台火车站改造是个难题,推举我当人大代表,组织当时表示想让我多提一提改造问题。”巨晓林说。不过到现在,这个难题仍未得到解决。


3

城市落户依然困难


对于这些想留在城市里的农民工而言,李会成无疑赶上了政策的红利。


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引导和鼓励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融入城镇。据《羊城晚报》报道,截至2012年7月底,广东全省已有33.8万名异地务工人员通过积分入户落户城镇。


从2011年1月到3月,李会成一直在“跑材料”,在老家广西蒙山和广州之间往返了三次。申请落户的所有手续都要本人亲自办理。最终,“优秀城市美容师”等获奖经历,帮助他在“荣誉”一项拿到180分。2011年7月31日,广州积分入户名单公布,李会成以318分的最高分成为广州积分入户第一人。


自此,李会成的医保、养老等待遇与广州人一样,“再不用担心自己是农民工”。2012年春节前,李会成从广州市石围塘街派出所拿到了户口本,成为一名真正的“广州人”,春节时,全家都喝了酒隆重庆祝了这件事。


李会成入户,最直接的好处是妻子也跟着落户。之前妻子买的是外来工养老保险,金额低,现在改成了广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李会成自己的社保待遇变化也很大,“过去门诊就医不报销。现在跟广州市民一样,全额报销。”


同一年,广东实施《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和融入城镇的意见》,积分入户适用对象范围由“在粤务工的农业户籍劳动力”扩大至所有在粤务工城乡劳动者,由原先仅用于积分入户扩大至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并鼓励在申请入户地长期稳定就业、技能型异地务工人员入户城镇。


但得到“技能型异地务工人员”的认证,并非易事。强哥正为此苦恼。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虽然疏通下水道的活儿也干了二十年,但始终不在一家正式的“大单位”,也不知从何能得到相关的技能认证。


身无一技之长,或是找不到资源,成为第一代农民工难以突破固有阶层的根本原因。他们用了几十年在城市里寻求一种身份认同。


4

进退两难


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再到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巨晓林的“代表”当得越多,看到的问题也越多。


“全国总工会年年调研,但现在仍然有很多企业没给农民工交养老保险。”巨晓林说,“而我们国家有这一强制规定已经过了十年。”


2017年,巨晓林回乡调研。向乡里外出务工的40人挨个核实是否缴纳养老保险,结果发现只有两人缴纳。不仅是第一代农民工,甚至有第二代农民工,现在依然不知养老保险的作用。


哪怕是巨晓林所在的中铁电气化局,农民工的保险也是分三类人群缴纳,保障程度也不一样。C类短期农民工流动性最大,只交三险,不交养老保险。这批人自己对养老保险并不关心,企业又担心没交几个月人就不干了,白交了。


B类中期农民工大多要求缴纳养老保险,作为长期合同工,他们干活技术有保障,企业也更愿意让他们留下。A类则是农民工成了正式职工,五险一金才会缴齐全。


养老保险交不够15年,让第一代农民工陷入“进退两难”,退休生活往往很难得到保障。


“我这个年纪的话在那里(老家)不好找工作。因为社保问题,想回重庆又不想回重庆。”敏姐想等社保交够十年,所以还耗在广州。三年前,重庆老家修建房子,丈夫回去了。现在在重庆老家附近的厂区做生产工,工资四千多,有奖金可能有六七千。


敏姐听说,只要交够十年社保就能在广州退休。现在已经交了八年半。回到农村,只有“新农合养老保险”,保障低,每月仅发40元。


敏姐已经完全适应了广州的生活。1989年刚来时,敏姐带了满满一大罐油辣椒,吃什么菜都要加一些。现在,她不怎么嗜辣了。晚上不加班,敏姐就到公园散步。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周末休息,朋友们会叫她一起到农庄去玩,吃农家鸭。


“老家除了邻居好像都没有什么朋友了,反倒陌生了。”敏姐说。


不过,更多的第一代农民工还是选择了回到农村。虽然他们依然喜欢把孩子们送进城市。“有出息的念书,没出息的打工”。他们还会将成为“城里人”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李会成在为自己争取落户之前,就拿出多年积蓄在广州买了套小户型。这套房子的落户指标优先给了大儿子。李会成的同事“廖哥”已经不盼着自己拿户口了,因为他的儿子在东莞打工落了户,也是“城里人”,“没什么愁的”。


第二代农民工在就业选择上明显比第一代农民工多了许多。李会成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不再从事体力活,都是“坐办公室的”。和老甘同住在自力巷的老杭,坚持当“棒棒”直到自力巷被拆,就是为了能给儿子儿媳在永川县城买的房子还贷。但老杭的儿子儿媳已经不那么向往到重庆打工,在永川县城工作,赚得差不多,离家近。


最近,老杭和儿子儿媳大吵了一架。儿子儿媳贷款买了辆车,但老杭说什么也接受不了除了房子外再贷款消费。尽管儿子承诺自己还贷,老杭还是念叨着“这个家不能再背债”,硬是磨着儿子把新车退了。这是两代农民工消费观念的拉扯与碰撞。


不过,巨晓林的家乡也再没有人种大片的苹果树,耕地一停手几年,荒草长得和人同高。巨晓林如今回到家乡,看到的是和城市一样硬化的柏油马路,第二代农民工又踏上了这条外出的路。


2018年,已经是张全收当人大代表的第十年了。今年两会,人大提前和张全收打招呼,邀请他上“代表通道”谈一谈“乡村振兴”。


农村现在有什么变化?怎么看待乡村振兴?


“上通道”的前一晚,张全收对着这两个预备好的问题,在纸上写写画画,思考良久。


“乡村振兴肯定需要人才,需要顶层设计和政府支持。“张全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国家扩大内需,拉动外需。但在农村,农产品价格倒挂、农民工养老难……张全收每年两会都会带至少三个提案上会。每次张全收提了建议,有关部门就会给他回电话:“您提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关注,在重视,会积极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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