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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救援行业被指父权文化盛行,女性救援者向性骚扰宣战

发布时间:2018-03-28来源:NGOCN 作者: 点击:

近日,在海地、南苏丹等地工作的女性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者也发起了她们的“ME TOO”运动——#Aid Too。她们表示,性骚扰和性侵犯对人道救援者来说太常见了。




人道主义救援机构的一线员工经常要深入到灾区或局势不稳定的地区,原本已经有人身安全的风险,而女性员工更面临着性侵犯的危险,过往我们最常看到的新闻是,救援地的本地人对女性救援人员实施性侵犯。但现实比这还糟糕,还有不少性骚扰和性侵犯来自救援团体内部。

“你太难找到一个没遇

性骚扰的女性救援人员”


据汤森路透消息,2017年,在国际慈善机构中,因性骚扰、性侵犯、性剥削相关问题被辞退的员工超过120人。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了领域内性骚扰、性侵犯的情况。更严重的是,因为一些性骚扰的实施者并没有受到处罚。


媒体PRI在报道里写了梅根·诺贝特(Megan Nobert)的遭遇,她在2015年于南苏丹从事救援工作,她说自己曾被一名承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人在酒里下药,继而被他强奸。事发几个月后,她决定向媒体公开这件事,很快她就知道自己的遭遇并非孤例——她听到了很多来自救援人员社群的性侵犯受害经历。于是,她在同年创立了一个关注救援员工遭受性暴力的非营利组织,她说这是当时唯一一个关注此议题的国际非营利机构。


她的机构在两年后因资金不足而终止,但诺贝特说,她听到上千名国际救援人员讲述自己遭遇性骚扰或性侵犯的经历,其中约65%的侵犯来自同事。她承认这个结论科学性不足,不过,其他针对该问题的调查也反映出:人道主义救援领域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是一个问题。



在救援地,还有很多未知的伤害可能来袭。2009年,联合国难民署员工梅乐斯(Shannon Mouillesseaux)在斯里兰卡工作,在一个休息日的晚上,她被不明身份者强暴和抢劫。


但不管侵犯是来自救援团体同行,还是来自不明身份者,在国际救援机构中都没有可靠的处理和保护机制。

救援机构处理性骚扰的现状堪忧


梅乐斯打电话向难民署请求援助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以不是工作时间和没有相关处理规定拒绝了她的请求。


最终,机构表示“非机构义务”,但也派遣了司机接她回办公室。当梅乐斯因创伤经历在办公室哭泣时,她被同事要求到外面去哭以免打扰他人工作。同事的淡漠也反映出难民署对员工的性骚扰处理以及心理创伤者陪伴的培训还远远不够。她表示,自己曾经为工作感到无比骄傲,认为这份工作有价值,但是机构对此的回应,是如此冷酷无情。

 

梅乐斯最终得到五个月的带薪医疗假期作为赔偿,她说:“不管是发生爆炸、绑架还是骚扰,系统内部的支持完全是空缺的,对于此类创伤性事件的对待连培训也没有。”



前述的梅根·诺贝特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她所工作的救援机构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性暴力和安抚受害者。听到她的遭遇后,机构就被吓坏了。在她撤离之前,那个下药强奸她的人还一直在她服务的营地附近走动。


她联系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问责机制,施暴者是在一家私营公司工作,这一公司承接了很多联合国机构的项目,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并不为这种项目承包商的行为负责,他们能做的只是让承包公司把涉事者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工作人员名单中删除,并应诺贝特要求把涉事者的背景资料给了她。但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国际救援领域中,想真的把连续性犯罪者排除在队伍外已经很难了——救援领域的全球化、高流动性令求职者背景审查变得困难。


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诺贝特的回应中,也能看出目前国际机构在同类事件中难有作为。这一回应在呼吁一套更强有力的、全联合国范围的防范机制,以消除部门内部性行为不当,保障救援人员免受性侵犯。



一份联合国内部调查显示,联合国员工对举报行为带来的报复存在担心。联合国人权组织官员艾玛·雷利(Emma Reilly)在2018年1月接受卫报的采访中表示,自己投诉一名高级官员的行为后,因“员工只能发表有关联合国的正面评价”的行为准则,被限制言论自由。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于今年2月在纽约总部发言表示,联合国对性骚扰采取零容忍的政策,他决心要改变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机构文化,加紧措施解决性骚扰问题。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比尔格(Ian Beagle)表示会强化对举报者的保护措施。但雷利在举报1年半后,还在等待着办公室认定她是否有资格受到举报者保护的最终决定。而联合国至今还未采取措施调查她所举报高管的性骚扰和性侵犯行为。


雷利说:“整个处理系统其实运作得十分完美,只是目的并非保护举报者,而是惩罚他们,以及掩护任何发生在内部的不端行为。”


此外,很多救援地的警察和司法系统也同样无法保护被侵犯的女性救援人员。梅根·诺贝特直言,向当地警察等机关求助并不起作用,而且很可能会造成新的伤害。

行业内父权文化盛行


性骚扰问题多发却处理缺乏有效的处理和预防机制,可能与行业内的文化有关。2018年初,几个大型慈善组织的性丑闻相继被爆出:


英国媒体泰晤士报爆出2010年海地地震救援期间,有乐施会救援人员向当地妇女购买性服务,并举行性爱派对。


英国老牌慈善组织“总统俱乐部慈善信托基金会”要求女侍应在只对男性开放的慈善晚会上穿黑色紧身短裙,并默许男嘉宾的性骚扰行为。



美国媒体ProPublica的报告曝光美国红十字会在2013年辞退了一名有性骚扰行为的高管,但为其给另一慈善组织“拯救孩子(Save The Children)”的求职信写了赞美评价,并且丝毫未提其性骚扰的前科。


美国人道主义协会(The Humane Society)被揭露在处理前CEO对员工的性骚扰问题上没有足够重视,因为该名CEO在接受调查时仍然保留在职。


在此之前,还有刚果联合国维和士兵性骚扰救援对象,叙利亚女性要通过性交易换取食物等事件。根据救援行业资深从业者丹尼拉·斯潘(Danielle Spence)的学术论文,在国际救援NGO的服务所在地,性交易成为行业公开的潜规则。她自己也亲眼看见,来自机构总部的高层到当地视察时,会接受性交易款待,并且没有任何针对他们的处罚措施。


这份论文基于对29名国际救援人员的深度访谈以及斯潘自身逾10年的从业经历。斯潘写到,“人道主义救援行业内的性骚扰问题,被宽恕、掩饰以及不断复制。权力的滥用变成践踏女员工权益以及救援对象权益的日常。”


斯潘发现,机构会以诸如“辞退性侵者使机构难以另寻继任者”、“比起女人被强奸,为当地提供救援更重要”回应性剥削和性侵犯举报。在论文受访对象的经历中,实施性侵害的惯犯可以顺利晋升,并且继续实施暴行。然而受害人在举报之后却面临结束职业生涯的巨大风险。



妇女节当天,一封针对此问题的公开信发出,呼吁全球人道主义救援机构负责人要重视行业内高发的性侵犯、性剥削问题,并且付出实际行动,根除行业盛行的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上述论文作者丹尼拉·斯潘也是该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公开信有1111名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者联署参与,涵盖了全球81个国家。参与公开签署具有一定风险,但仍有八成的签署者使用了真实姓名。


这封信指出,救援行业内高发的性侵犯问题,根源在于性别不平等和权力失衡。


公开信中写到,“发展中国家女性和有色女性是受救援行业的父权文化影响最严重的受害者。面对性剥削、性侵犯问题,她们的处境最脆弱,然而她们的声音最容易被忽略,也最难签署这份公开信。”

减少性骚扰

女性救援人员开始“自救”


梅乐斯后来在联合国难民署成立了一个机构内部针对创伤性事件受害员工的支持网络:iSurvived。这个网络计划覆盖全球130个国家的过万名员工。但她离职后发现,该项目已经中断了。她也向一些员工了解到,尽管联合国难民署颁布了一些新政策帮助经历过创伤性事件或重大事故的员工,但是在实际处理中,机构对这些员工的关怀远远不够。


即便在国际救援行业中,员工报告自己遭受性骚扰时,一种常见的声音也是,“你自己应该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如果你不能解决,你就滚蛋。”用性侵犯事件指责受害者本身,以此来解决性侵犯问题,是“很扭曲的逻辑”。前述的妇女节公开信中写道:“我们此刻发声,是希望在未来,指责受侵犯女性没有做好的声音可以停止。”



要解决性骚扰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让举报者感到安全,而不是让他们在揭发问题后陷入不安。如果救援部门能及时给出一个符合人权、尊重、平等原则的回应,救援机构才能真正保护好自己的员工和服务对象,以及践行自己所倡导的原则。


公开信也提出了三点明确的诉求:

1)相信举报者。当机构收到性骚扰、性剥削、性侵犯相关举报时,应该立刻采取行动。被举报者应该立即被停职,不能有任何机会接触到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


2)倾听。建立重视和欢迎员工举报问题的机构文化,要保障举报者的人身安全。坦诚机构内权力滥用行为的存在,认真听取员工揭发的问题,才能赢回公众、服务对象和捐赠者的信赖。


3)要行动不要空谈。机构负责人应及时做出行动,调配相关资源。光是设立新政策,没有做出切实行动,不给资金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武器去铲除此前被包庇的犯罪行为。    


也有关注国际援助与发展的研究机构为具体的性骚扰防范机制提出明确的建议,美国塔夫茨大学费恩斯坦国际中心(Feinstein International Center)2017年发布了报告“停止对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行业从业者的性侵犯”,向人道主义救援和发展机构、政府、基金会以及资助方提出了以下建议:


1.营造一个对性别歧视、性骚扰和性侵犯问题零容忍的工作环境;


2.在机构层面,应该建立、推行和执行相关政策、培训以及相关规定,以防治和回应性骚扰和性侵犯;

 

3.及时更新关于回应的规定,并且确保所有员工都清楚这些规定。确保所有的员工都要接受针对性侵犯的培训,同时,确保所有领导也要接受同样的培训,如果他们未能做到,则要负相应责任。

 

4.如果高级官员无法确保高质量的调查,或无法建立调查团队推荐的惩罚措施,他们应当负相关责任。

 

5.确保受害者/幸存者能够得到高质量的、合乎道德和法律的对待。


6.在全球层面,形成高质量、标准化的方法来避免和处理性别歧视、性骚扰和性侵犯。


反观两岸三地的公益行业,被曝光的行业性骚扰事件并不算多,近年引起较大关注的是台湾桃园产业总工会前秘书长姚光祖等高层干部以“情欲解放”之名性侵机构多名女职员的恶劣事件,而最后的处理结果却并不理想。在大陆的公益圈内,也发生过有着义工、志愿者身份的曹小强性骚扰女性的事件。


针对公益圈内的性骚扰调查和性骚扰预防处理机制的讨论,其实仍非常有限。国内公益行业内被曝光的性骚扰事件不多,这是真实情况的反映,还是性骚扰能见度低的结果?



(本文由安康信息网编辑http://www.ohcs-g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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