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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浙江宁波蔺草加工业职业病:尘肺病

发布时间:2004-06-14来源:经济半小时   作者:康敬峰 李春岩 点击:
 

关注尘肺病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6月14日播出了关注打工者患上尘肺病的节目,以下是节目内容:


  在浙江宁波的鄞州区聚居着这样一群人,虽然外表上看,他们都是外来打工的农民。可奇怪的是,这些人每天并不到工厂里去上班,而是忙于在医院和劳动部门之间奔波。他们在鄞州租房、生活,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圈子。这些外来者都是些什么人?既然不打工,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租着房子住下来呢?前不久,《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康敬峰与李春岩走进了这个特殊的群落。

  尘肺病患者莫前生告诉记者:“我这个肺已经破了,补了两次了。”尘肺病患者陈其伦也对记者说:“这里肺已经它已经腐烂了,没有希望了,没有一点好转了。”莫前生和陈其伦都是来自于重庆市忠县的打工者,2002年他们先后被诊断为尘肺病。在莫前生租用的房间里,墙上挂了很多显示肺部透视阴影的X光片。尽管6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他穿的厚衣服却不敢换下,因为一次小感冒就有可能对他的肺部造成致命创伤。

  莫前生说:“拿东西如果不注意的话,用过劲的话,它突然之间又要破掉,就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家里死了好几个了,在我们那个地方。”现在莫前生肺部的30%已经坏死,尽管每天服用了大量的药品,但是病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今年只有35岁的他,已经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陈其伦的肺部现在也开始萎缩,医生告诉他,这种尘肺病无法根治,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他告诉记者,他的老乡李帮才被检查出尘肺病之后,只活了两年就去世了。陈其伦告诉记者:“我们千里迢迢跑到宁波来打工,能多挣点钱回家,当时从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想的,都没有认为自己最后得了这么严重的职业病。”2003年,重庆市忠县专门派人来到宁波市鄞州区,对在这里打工的忠县籍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从1991年以来,先后有2000多名忠县民工来到鄞州区打工,其中有70多名被查出患上了这种尘肺病。患者黎小红对记者说:“有时候想去想来,就想死掉好了。”

  这么多的外来打工者同时患上了尘肺病,我们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和宁波当地出产的一种草有直接关系。这种草叫蔺草,宁波有很多企业,把它加工成草席,出口到日本做榻榻米。而这些得了尘肺病的工人,都曾在蔺草加工企业里打过工,并且很多人从事的是一种叫拔草的工序。为什么拨拨草就会落下尘肺病呢?

  莫前生和妻子郭一香,1992年就从重庆来到了宁波市,在这10年中,他们先后在宁波市进出口公司编织一厂、高桥镇宋家漕榆林草制品厂、高桥良吉工艺品厂工作,然而他们从事的岗位却只有一个。

  莫前生的妻子郭一香告诉记者,“我们1992年就在宁波,1992年到宁波就一直是拔草,一直都是拔草工作。”据了解,这些蔺草企业的产品,就是把收割来的蔺草进行加工,编织成榻榻米等草席,主要以出口为主。由于蔺草长短不一,在编织前工人们要对蔺草进行筛选,俗称作“拔草”。同样患有尘肺病的黎小红带记者来到了她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工厂。记者看到:为了保证席子的色泽,这些蔺草上面被浸上了一层染土,在拔草的过程中,这些染土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弥漫在整个车间里。记者在这里采访时,还没有到蔺草收割的时间,蔺草加工企业也都在停工待料,但是在这些车间里,仍然能够看到当时堆积的粉尘。

  莫前生告诉了记者工作时的情景:面对面不会认识,因为灰尘太大了,氯土太浓了。只有两个眼睛转,人的面孔和衣服全都是白的。据了解,在蔺草加工兴起的初期,鄞州区的这些蔺草加工企业的条件都非常简陋,根本没有相应的除尘设备,也没有为工人配备防护措施,当时他们工作时连口罩都没有。工人们实行24小时两班倒,一天最少要工作12个小时。陈其伦说:“在拔草期间,我们一般从早上四点钟,四点半,最迟不过五点钟起床,要做到晚上十点,平均每天上班要十四个小时。”陈其伦告诉记者,在当时的环境里工作,经常会咳嗽,而且吐出的痰里也都是灰尘,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灰尘还会造成严重的疾病。然而正是这些微小的灰尘,在经过多年累积之后,成了他们尘肺病的元凶。

  卫生局的副局长告诉记者,“这个职业病的发生属于蔺草粉尘作业职业危害的,一般粉尘作业,主要是引起蔺草的尘肺。”

  外来民工付出了他们的健康,为当地换回来的是滚滚财源。现在蔺草加工已经成了宁波市的一项支柱产业,仅去年一年,地方经济就从蔺草出口中间,获得了12亿元的收入。可农民工们在身体上付出的惨重代价,又有没有得到补偿呢?

  蔺草加工业的利润十分丰厚,在宁波当地,有金窝银窝不如蔺草编的草窝这种说法。但蔺草在加工过程中,对工人身体的侵害却非常严重。宁波市卫生局的调查显示,当地约9000名加工蔺草的工人当中,患有尘肺病的就有163人,很多患者甚至已经丧失了劳动力。工是再也打不下去了,那这些工人能否要回属于他们的那份权益呢?

  今年47岁的陈其伦,1997年从老家重庆忠县来到宁波,在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云达蔺草制品厂打工,从事拔草工作。与老家种地的收入相比,每年陈其伦和妻子可以在这里挣到一笔不小的收入。陈其伦告诉记者:“一年我跟我老婆都在厂里,一年剩一万多元,比较可以的。”

  2002年,就在儿子靠他打工挣钱走进西南师范大学的同时,陈其伦被确诊患上了从事蔺草行业带来的职业病——尘肺病。那一年普查中,被查出患有尘肺病的蔺草行业工人超过100人。随后,陈其伦开始奔波于卫生和劳动部门之间,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赔偿,可道路的艰难他事前却没有料到。陈其伦非常无奈:“你找这个单位,他不理你,你找那个单位,他还是不理你。”从他积攒的一张张颜色发黄的证明材料上,可以看出陈其伦走过了多少大大小小的部门。和他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很多人,他们之所以留在宁波,为的就是一件事,索要职业病的工伤赔偿。然而,时间转眼过了一年多,索赔还是没有结果。


  根据有关法规,职业病的赔偿首先需要由具有职业病鉴定资格的疾病控制中心进行确诊,确诊之后再由劳动部门确认为工伤,然后劳动鉴定部门对伤残的级别进行鉴定,最后由劳动仲裁部门根据伤残级别,要求企业对职业病患者赔偿多少金额。

  2002年12月9日,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陈其伦出据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上面的结论是“一期尘肺,合并肺结核”。2003年1月24日,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陈其伦的患病性质为工伤。2003年4月7日,受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委托,鄞州区人民医院对陈其伦作出了“工伤三级”的等级意见。正当陈其伦觉得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审理被突然中止。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仲裁科科长李卫平对记者说:“用人单位提出来,他也在国家标准,他也在对照。他认为这个标准,你一级尘肺,你怎么会有三级伤残。”

  李卫平作为鄞州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陈其伦伤残赔偿的仲裁诉讼,他给记者出示了用人单位的申请。他告诉记者,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后,他们通知陈其伦到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伤残等级。宁波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对陈其伦的病情进行复检后,结论是待正规系统的抗肺结核治疗后再定级。宁波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朱处长却表示:“这是什么意思,它这个鉴定标准里边对有些病情需要系统治疗,系统治疗以后,等病情相对稳定以后,才能进行劳动能力鉴定。”2004年的3月,陈其伦到宁波市保黎医院做肺结核治疗,这是一个治疗肺结核的专科医院。然而在住院的13天时间里,由于他不是病毒性肺结核,医生并没有给他打针吃药,当他出院时,仍然被诊断为尘肺伴肺结核。

  在陈其伦的这份国家职业病等级标准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期尘肺合并活动性肺结核,相对应的级别就是工伤三级,为什么这样一个清楚的事实,鉴定起来要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呢?陈其伦的同乡黎小红和杜大梅,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陈其伦的律师何波说:“这种情况下你治吧,慢慢治,到时候你来鉴定,你还要得治,因为什么,凭目前的一个水平你是治不好的,它形成一个怪圈状态.”

  陈其伦他们的索赔之路走到这里,似乎走进了一个绕不出去的死胡同,医院说没有权利做出结核病稳定的诊断,也不给治疗,而劳动鉴定部门又要求医院给出一个病情稳定的诊断证明,两边推来推去,陈其伦感到索赔的前途,正变得越来越渺茫。一个已经认定的工伤,为什么在即将见到处理结果的时候,又出现这么多波折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在这些尘肺病人的索赔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让人无法理解的疑问。在鄞州区劳动鉴定委员会已经给出结论的情况下,企业提出复检要求,那么在当时的法规中,企业究竟能不能提出复检的要求呢?

  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仲裁科李卫平告诉我们:“当事人如果对伤残鉴定不服,而且有正当的理由,仲裁委员会可以向上一级劳动鉴定委员会申请复检,委托复检。”李卫平所说的依据,指的是浙江省劳动厅的一个复函中提到,“如果仲裁委员会认为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有正当理由,可以委托上一级劳动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陈其伦的代理律师则说:“所谓当事人,就是有资格申请复检的当事人,仅仅是企业的职工,而不是企业。”何波给记者拿出了一份同样是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复函,上面明确写着当事人是职工而不是企业,因此企业单位没有这种权利。这也就是说,在当时企业无权提出复检申请的情况下,仲裁部门还是受理了企业的申请。记者在陈其伦的委托鉴定表上发现,本来属于仲裁和鉴定两个部门的签字,却是出自同一个人的笔迹。

  李卫平反驳说:“这个肯定不可能的。”然而当记者从他提供的资料中,找出这张鉴定表时,他表示这是下面人经办的。“这可能是老陈的字,下面一个仲裁员,仲裁员已经退休了,这份表具体手续,都是他在办。”

  然而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记者在一份2002年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书上看到,当时的仲裁员是方成智,然而在另一份鄞州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上,方成智又是企业的代理人,那么方成智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李卫平解释说,“我们这里人手不够的时候,偶尔也把他请上来,办办案子。”

  在李卫平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一张宁波市便民法律服务所函,上面表明,方成智正是陈其伦劳动争议的被告代理律师。在鄞州区集士港镇经济中心,我们在劳动和社会事务管理服务站的隔壁,找到了方成智现在的办公室。方成智原来在集士港镇工业办公室任副主任,主要负责的就是劳动争议和赔偿,为了显示自己在打蔺草尘肺官司方面的经验,他拿出了一个本子,上面记录着他几年来代理解决的赔偿纠纷。当记者询问,作为企业如何打尘肺病赔偿官司时,他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有什么好办法呢,就是比如打官司,打官司你一个办法,就是拖。”

  一个拖字,道出了这些尘肺病人迟迟得不到赔偿的原因。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尘肺病患者来说,他们已经经不起时间上的拖延了。他们在宁波多等待一天,就要多付出一天的房租和生活费,再加上少不了的医疗费,赔偿还没拿到手,经济上的压力就快让他们支撑不住了。为什么索赔这条路,民工走起来会这样艰难呢?

  本来已经作出了鉴定的工伤,在企业越权提出来要复捡之后,一拖再拖。工伤委托鉴定表上,两个部门的签字却出于同一个人之手。为什么这些患了尘肺病的工人,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却会碰上这么多怪事?有关方面采取这种拖延战术,最后又要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从查出职业病之后,陈其伦就没有工作过,一直为赔偿的事奔波。现在他每月的房租要100元,生活费200元,还有每月300多元的药费,这对于一个没有收入的农民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陈其伦说:“这样住下去,一年要将近1万元。”为了打官司,黎小红专门买了关于职业病的法律书籍。在她的家里,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用品,却到处可以看到成袋子的药盒。由于没有收入来源,她不得不借钱生活。眼看一年多时间过去了,陈其伦他们却始终拿不到自己的工伤等级鉴定,而没有等级鉴定,他们也就无法得到自己应有的赔偿。

  陈其伦告诉记者,如果按照工伤伤残等级赔偿的话,五级六级伤残要赔付10万元左右,如果是4级3级伤残,那么最少要也赔付30万左右。然而如果通过调解解决,患病民工往往连一半的钱都拿不到。陈其伦按照国家标准计算,自己得到的赔偿应该是37万。

  十年前,当这些农民工从农村出来打工的时候,他们唯一的本钱就是自己的一副好身体。他们带着最朴素的愿望来到宁波,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同时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现在,当他们患上尘肺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之后,他们的索赔之路却走得是如此艰辛。那么,究竟是谁在给他们设置这些障碍呢?

  记者在黎小红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工厂采访时,这些厂里的老板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人,表示只有这个人才能决定能否赔付。黎小红的老板告诉记者:“一定要李总批。”他们所说的李总,叫李冲飞,是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支公司的副总经理,鄞州区蔺草行业的人几乎都认识他,因为这些公司的设备和员工保险都是在他那里。

  在蔺草尘肺病保险协议书上,记者看到厂家为每个工人交付了120元的保险费,如果在保险期限内,工人被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确诊患有蔺草尘肺,将获得2万到20万元不等的赔付金额。如果超过保险金额,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承担80%,企业承担20%。在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支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冲飞。他说:“可以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意见,没什么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份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关于成立区蔺草行业整治领导小组的通知中,李冲飞的名字就在这个领导小组当中,一个商业公司进入政府的领导小组,确实令人费解。然而企业代理人方成智的话,也许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其中的奥妙。

  方成智告诉记者:“宁波的职能部门我们是宁波市的企业,不可能往高处靠,只能往低处靠。”

  方成智的意思是说,在工伤级别鉴定时,把患者的伤残级别降低,从而降低赔偿费用,而象陈其伦这样患尘肺病的工人们就无法拿到他们应得的赔偿了。

  现在是六月份,又到了这些蔺草加工企业开工的日子,然而,陈其伦还在等待着自己的工伤级别鉴定。更多和他有着同样遭遇的外地民工,还在宁波艰难地寻找维权的出路。尘肺病侵害了他们的身体,但我们不能让他们的权益也受到损害。



  最后,再公布一下《经济半小时》的短信留言号码,13910614001,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给我们发短信。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请给我们留言。

  中央2套《经济半小时》首播:21:30,重播:21:35。

  记者:康敬峰 李春岩 摄像:李洪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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