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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日资企业联合罢工事件调查

发布时间:2005-12-06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谌彦辉 点击:

  17岁的陶小燕(化名)知道这103元得来不易。
  11月11日这天,陶小燕在日本佳能大连有限公司领取了第一份工资。新员工每月基本工资已经由627元涨到730元。在她进厂前的9月9日,佳能公司6000多名员工为涨薪罢工,不但迫使资方最后提高薪水,还引发了大连市开发区其他日资企业罢工风潮,先后波及三菱、东芝、日本电产、日新工机和旭染织等十几家日资企业,罢工人数一度高达3万余人。一个月后,大连市100多家企业都将基本工资调高100元左右。

从偶发抗议变成联合罢工


  大连日资企业罢工风潮,最早由东芝大连有限公司500多名员工于2005年7月27日发起。
  11月9日,东芝公司一名员工告诉记者,罢工起因是大连劳动监察部门发现该公司有员工每月加班超过36个小时的现象,于是给东芝公司下达了“整改通知”。但东芝公司为了不降低产能,提高了生产线的速度,将每一个工作流程由20秒压缩为14秒。
  “这下子,劳动时间缩短了,劳动强度却增加了。”该员工抱怨,原先需要加班才能干完的活,现在压缩在正常工作时间内,他们无法按时完成,而且“取消”加班后,员工薪水降低。一些生产线很快出现产品积压情况,日方课长对此表示不满。于是,有员工表示,他们将以罢工抗议。
  7月27日,东芝公司一个生产马达的流水线停工,该车间数百员工罢工,提出要涨工资。闻讯赶来的日本管理人员宣称,将解雇参与者重新招人。双方形成对峙。3小时后,全厂停工。
  罢工惊动当地政府,大连市开发区管委会与总工会开始介入协调双方被激化的矛盾。最后,日方妥协,同意每月增加工资150元,厂庆时每位员工奖励1000元,工人复工。
  大连市开发区管委会与总工会完成协调任务后,离开东芝公司。
  但东芝员工罢工加薪的成功先例,给了大连市开发区其他企业员工启发。开发区共有外资企业1856家,其中日资企业529家,这些企业厂房、宿舍相连,各企业员工之间经常互通“薪情”。东芝之后,陆续传出小型日资企业罢工要求加薪的消息。
  9月初,罢工涨薪情绪波及佳能大连有限公司,一些员工开始怠工,有的进了车间也不工作,甚至不上生产线。员工们私底下传递着写有“罢工”的小纸条,一些员工则在宿舍、厕所的墙上写上“罢工”,暗示近期罢工的信号。
  9月9日,佳能公司厂庆日,早晨8时,1600多名工人聚集到公司的体育馆前举行罢工。他们是当天上班的B班工人(佳能公司分两个班次,A班:16∶50~2∶15;B班7∶50~16∶50),还在睡梦中的A班员工,被吵醒后也跟着出来罢工。最后参加者达6000多名。
  “我们一声响应全都集中起来了。”一些员工回忆说,当时的场面甚是壮观,参加者都是17—22岁的年轻员工,他们态度强硬,表示将停工坚持到底。30岁以上的中年员工怕丢工作,呆在车间里不敢出来声援。
  一些参加者很快亢奋起来,准备去市政府请愿。但得到消息的政府封锁了交通,他们未能冲出去。一些女工情绪特别激烈,因为她们到23岁便会被裁掉,这一歧视性规定目前仅佳能公司独有。女工说,到时候年龄大了其他厂也不要。
  佳能的罢工者向厂方提出涨200元工资、废除女工23岁被解雇的规定以及追加取暖费补助等12条意见。
  双方相持不下时,佳能公司的中方管理层与工会主席站出来,他们答应了员工提出的一些条件,包括涨工资。
  但9日下午3时,情势直转而下,开发区管委会与总工会介入,表示不能答应涨薪要求,并声称按法律规定,“罢工非法”。罢工者群情激愤,表示绝不答应复工。
  佳能员工事后介绍说:“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们说不干活就马上开除,还出了告示。”他们还说,4天后,佳能公司有数名员工被点名开除。
  10日赶上周末,佳能公司决定,将罢工态度坚决的B班员工放假。剩下一拨A班员工则由相关部门、工会及公司中方管理层进行劝说工作。据员工们反映,劝说者挨个进宿舍要求员工签字答应复工,并声称“不工作就开除,甚至大连所有单位都不录用。”很多女工提心吊胆从宿舍跑出来在外逗留,到晚上劝说者离开后才敢回去睡觉。
  11日傍晚,数千拒绝签字的员工纷纷走出宿舍,聚集在紧靠宿舍区的东北大街上,抗议政府强行复工。他们越聚越多,坐满整个街道。时近中秋,月凉如水,很多人未进晚餐,他们在马路上露宿到天明。
  佳能罢工加薪的热情和坚持,引发了其他日资企业工人的强烈同情。
  12日,日本电产大连有限公司员工首先声援罢工,9000多人参加。一周内,罢工波及三菱、东芝、日新工机和旭染织毛巾等十几家日资企业,罢工人数达3万余人。
  官方向《凤凰周刊》证实,当时有11家日企卷入罢工,但也有人士说是14家,参与罢工者则盛传,开发区日资企业有一半卷入罢工潮。
  “人家罢工,我们也跟着罢工,最起码是为自己。”日本电产一女工说:“要想涨工资,光靠一家企业起来不行,必须全部起来罢工。”

不反日,反低工资


  日资企业在大连市开发区累计投资总额38.9亿美元,占外资总额的35.4%。作为开发区最大的投资方,日资企业爆发一连串罢工事件,而其他外资企业相安无事。一些日商认为,罢工是工人反日情绪的发泄。因罢工事件均发生在中国“9.18”国难日前后,又逢中日关系敏感和反日情绪高涨时期。日方经理对日本媒体要求采访的致电或传真一概拒绝,并称此事敏感,拒绝进行评论。
  11月9日,日本电产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村猛雄对本刊说:“罢工事件已经过去,事情一切都已解决好了。”他不愿再提这次“不愉快的事情”。
  一些中方管理人员私下向本刊表示,罢工时机的选择不排除其中夹杂民族情绪。
  一些基层管理人员向本刊介绍,日资企业近年生产革新,采用“日本丰田生产模式”。这种以追求效率为第一的生产模式,对员工的站位、手的姿势,包括工人的眼神、头的转向,以及手拿零部件的姿势等都有规定,整个人构成生产线的一部分,而工人的这些动作贯穿整个生产过程始终。佳能公司还要求工人站着作业。上午休息8分钟,下午休息7分钟,工作时间一分钟少不得。一些员工说:“刚开始干的时候,腿都发麻。”他们说,日资企业的枯燥无味,员工很容易在工作中产生抵触情绪。
  基层管理人员介绍说,近些年,日资企业大量使用劳务工,这会让日资企业逃避许多责任和义务,比如给工人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这在以往政府是不允许的。
  他还说,日方管理层几乎不接触生产线上的工人,即使碰面也对工人不理睬。工人如果有问题,一般找中方管理层反映情况,然后由中方管理层与日方沟通。“他们对员工挺冷漠,连看你一眼都不看,根本不会管工人的想法。”

  但大多数工人并不认为与反日情绪有关:“我们只是觉得工资太低。”
  大连市职工平均年工资18709元,而开发区日资企业劳务工月薪只有500元左右,这个工资标准已保持了很长时间。相对来说,合同工的待遇较“优越”,最低工资在1000元左右。但佳能公司一些员工向本刊表示,每年劳务工转为合同工的名额屈指可数,每1000名劳务工中仅有两三个。
  此前,佳能公司基本工资是627元,工资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日本电产基本工资是480元,今年涨到510元。一些小的日资企业,工人基本工资则在400元左右。他们必须通过没日没夜的加班才能获得较高收入。据一家日资服装加工厂员工介绍,女工们每天下班后,休息片刻继续加班到晚8时。一个月下来,尽管她们个个黑眼圈,但每月最高可得1000元左右。因此,工人们都希望加班,甚至包括中方管理人员。
  但《劳动法》规定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个小时。本刊调查发现,一些小的日资企业普遍存在严重超时现象,而较大的日资企业则不敢“违规”。这样一来,大型日资企业断了工人增加收入的途径。另一方面,日方为不降低产能,只有增加劳动强度,劳资矛盾自然在酝酿中。
  一些工人愤慨地说:“不涨工资怎么也说不过去。”此次参与罢工的主要是日资企业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多数是劳务工与临时工,待遇最差。除了工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等一概全无。

罢工者没有谈判代表


  谁也没想到罢工会有这么大的规模,然而,政府组织协调劳资谈判时,却发现找不到组织者和谈判代表。
  “谁牵头的,你们出来代表谈判。”政府喊话的时候,参与罢工的员工却个个往后退缩,他们害怕作为谈判代表,被政府和企业视为罢工领导者揪出来。
  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何守林说:“都是我们出来做工作,从中协商劳资关系。最后,员工代表是被政府选出参与厂方谈判的,前提是他们不承担罢工责任。”
  何说,他亲自找资方就谈了四五家企业,对罢工事件的处理结果比较满意。最后,罢工企业的工资都涨了100元左右。
  9月14日下午,开发区管委会、佳能公司与员工代表三方协商,敲定工资涨103元。A班工人开始上生产线。B班工人放假一周后复工。其他罢工企业也同时在资方答应加薪后开始复工。
  事后,本刊试图找到此次联合罢工的组织联系,但无论官方还是工人都说,此次罢工是自发性的。
  “这次罢工没有领导,员工心齐的时候根本不需要领导者。”一些员工说,大连市开发区日资企业工人多来自周边的北三市、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和鞍山市岫岩等地,人心齐,罢工很容易一呼百应,“生产线上只要一个人不干活,其他人都干不了。”
  然而,“罢工说是自发的,没有人领导是不可思议的,很难想象成千上万的工人行动起来会没有领导者和组织者。”一位自称知悉内情的市民说,领导罢工不是一般的工人所能组织的,极有可能是一些技术骨干或者公司行政管理人士。
  有工人对本刊表示,领导与组织罢工的工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组织罢工的工*先做好牺牲自己的打算,工人每人会给其100~200元。也有工人说,一些中方管理人员积极撮合员工罢工,并且与员工达成协议,如果中方管理人员帮助员工增加了薪水,员工要给管理人员“提成”。
  “工会发挥的作用有限。”大连市开发区管委会有官员承认说,此次罢工事件中,工会没有从中协商好,与工人沟通不畅。事实上,由于缺少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参与,谈判变成政府包办的一种单方面行为。
  其实,日本企业工会每年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但到了中国,日资企业动不动就要求政府介入,甚至出动警察,控制局面。因为,工会不能领导工人罢工,也不能代表工人与日方谈判,这个时候只能由政府出面。
  “劳资冲突相持不下的时候,政府肯定要干预,但问题是政府如何保持公正,中立。”大陆劳动关系问题专家指出,现在,工人利益的对立方是资方,这种矛盾和冲突大多牵扯经济利益,与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政府应当是一个“中间人”、“裁判员”。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却不分青红皂白,先替企业说话。最极端的是政府完全站在企业一边,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抓捕工人。相比之下,大连市政府则显得克制,尽管在处理罢工事件中,有的政府工作人员一度也曾希望平息事件,压制工人。

政府的介入和两难


  罢工涨薪的连锁效应置大连政府于两难境地。
  11月10日,开发区管委会一位官员透露,佳能罢工时,日方表示答应工人的要求,提高工资。但他们同时又以“撤资”相要挟,要求政府介入,平息罢工事件。他说:“这个时候,政府不介入的话,日资企业串联罢工事件就没法收拾。”
  一开始,政府相关部门就表明,此次罢工事件是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是员工们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有关部门格外强调,罢工事件与中日关系无关,与政治无关。
  但随后大连开发区管委会和总工会介入,为不让罢工继续蔓延,政府出动警察控制局面,并拘留了一些被视为组织者的员工。部分参与罢工的员工称,当时只要有人说“我们停工吧!”或有人挑头站出来提意见、参与谈判,都有可能被视为煽动罢工者。
  开发区一位官员表示,“罢工对开发区不是一件好事,外商来了,一看到工人素质这么差,政府也管不了,投资环境恶劣,会被吓跑的。”
  不过,事后罢工参与者亦理解政府当时的处境,主要是担心其他企业也会跟着涨工资,从而提高整个大连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最终导致大连失去吸引外商投资的有利条件。而且,如果一个车间跟着一个车间,一个又一个企业都以罢工对日方施压,政府也会担心出现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后果。但政府若采取强势态度和资方站在一起,工人说:“我们都会起来罢工。”
  开发区管委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何守林认为,政府协调要把握好双方的利益,顾及员工,也要兼顾日资企业。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外资企业都不敢来了,从长远来看,开发区以廉价劳动力引外资,否则工人没工作可做了。所以,我们从中协调,告诉工人提出的要求要合理,不能太过分。另一方面,我们又同日资企业协商,适当调整工资水平,安抚工人。”何守林说。
  罢工后,开发区管委会又建议日资企业不要惩罚罢工员工,克扣工资。何说:“我们认为是特殊情况,员工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不要再计较。”
  11月11日,开发区管委会一官员向本刊表示,政府正在总结罢工事件的教训,至少能保证今后开发区不会经常性发生罢工事件。他说:“将来,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应发挥协调劳资纠纷的作用,政府也要和外商加强沟通。”因为大陆目前还没有一种劳资自我协调处理二者纠纷的机制,包括罢工前的集体谈判,及罢工以后的善后处理等。实际只能由政府与工会从中协商劳资关系。
  该官员表示,开发区今后将及时公布各行业工资,相互参考,并对照全国其他企业、行业的工资水平。
  此外,“我们在引资上的侧重将有所改变。”该官员表示,开发区应逐渐由“引资”转向“选资”。不久前,大连市长夏德仁指出,当前政府在招商引资策略上宜采取全线出击的方式,既不丢弃日本,又把重点转向韩国、美国,并向东南亚延伸。他说:“在这个形势下,还要稳住日资。”

复工之后


  一个月后,大连罢工的日资企业工资家家看涨,这让那些没有罢工的日资企业员工很羡慕,他们也想多挣钱,但只能靠超时工作——加班。然而,大多数参与罢工的工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对100元左右的工资涨幅明显不满。
  对比其他公司的工资涨幅,佳能公司员工心理更不舒服,一些员工说:“佳能罢工影响是最大的,但工资涨得最低,凭什么?”他们没法理解:“最先罢工的东芝公司工资涨了150元,跟着佳能罢工的日本电产这个月也多发了120元”。
  佳能员工们事后总结罢工谈判时认为,当初罢工提出涨200元工资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相比日本电产员工提出涨500元,要合理得多。一些员工认为,正是佳能罢工时要价太低,以至于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小。而且,罢工中也没有得力的工人代表敢站出来,参与谈判。
  另外,一些员工现在还对最终敲定结果感到纳闷,因为他们不知道工资涨103元是怎么算的。有员工指出,中方领导曾将浮动奖金、倒班费、夜班费、加班费、半年奖以及节日奖金等综合起来计算,佳能员工一年平均每月收入是1007元,实际上他们从未获得过。
  “我们也不想太多,没办法,斗不过他们。”参与罢工的一些员工说,他们其实都珍惜现有的工作,他们多数来自大连市附近的农村地区,在农村一年收入三四千块钱,现在一年收入将近1万元,总比农村强。客观上,农村劳动力资源过剩,对资方来说,低工资仍可以招人。
  佳能公司一些中方管理人员对薪资也不满意,他说:“我一直呆在这儿是因为就业环境不好。”劳动力市场现在供大于求,“你不是人才,而是廉价的劳动力。”
  据本刊了解,大连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现在工作的劳动人数有131.2万人,专业技术人才有25万,在外资就业的职员约20万人,每年仅从各大专业院校毕业,即可新增劳动力8.7万,完全可以满足外资企业雇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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