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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齐华:1920年代的劳动环境?1949年后的劳动保护历程

发布时间:2016-04-29来源:《风雨征程七十春》之第一、第九章 作者: 点击:


1920年代工厂的劳动环境



  1903年12月13日,我出生于上海嘉定县西门外现龙村。小叔和父亲突然去世后,母亲和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今后家里老少4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虽然在上海还有一个当印刷工人的叔叔,但他一家生活也不富裕,根本无力照顾我们。这样,维持全家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身上了。母亲是贫农的女儿。苦难的生活,从小把她磨练成吃苦耐劳的身体和刚毅的性格。她咬紧牙关,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她坚强地说:“不靠父母,不靠男人(丈夫),全靠爹娘给我的一双手就能活命。”她看不起那些有钱有势专门欺压穷人、为富不仁的人;她也看不起那些好逸恶劳、低三下四向那些所谓富人、贵人乞讨的懒汉。

  家里真是一贫如洗了。母亲脚上生了疮连买一贴膏药的钱也没有,只好硬挺过去。原来她身体是很好的,但是,在生我的第二天因下地干活,给麦苗培土,从此得下了经常头晕的毛病。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经常饿着肚子下田干活,有时饿得头昏眼花,走起路来跌跌撞撞。我们都很替母亲担心。

  母亲租种“清积堂”的6亩地,贫瘠且不说,而且东一小块,西一小块,非常分散。有时她还要为富农的棉花地锄草。因此别家的棉苗长得茁壮,而我家种的棉苗则长得枯黄瘦小。种稻插秧时,我家没有水车、耕牛,要提前交现钱给有牛和水车的人家,请他们代耕、车水。那些有牛和水车的人家,拿了我家的钱,但活做得很马虎。由于耕的土浅,秧苗不能深插,遇到大风一吹,秧苗就要倒,浮在水面上。碰到这种情况,母亲只好用锄头把土挖深,再重新补插过。这样,收成当然是不会好的,但地租却不能少交,而且要交“石租”(即每亩田要交糙米160斤)。秋收时,收租的人来了,把我们辛苦半年、用血汗换来的一些谷子,秤好装走,所剩无几。有时母亲实在没有办法便对收租人恳求说:“给我们留点屯底,让我们一家烧点粥吃吧!欠下的租子,等来年小熟(麦收)时交清。”收租的看到我们家那种可怜相,有时也发发“善心”留下一些稻谷。

  母亲除了白天下地劳动,夜里还要与祖母一道替人家缝纫衣服,赚几个钱来贴补家用。祖母是村里的裁缝好手,远近有名,附近农民有衣服要做,往往都跑来找祖母,逢年过节她特别忙。有时老祖母也得下地干活。但是,不管母亲、祖母怎样辛勤劳动,一家人的生活仍然很难维持,每当青黄不接时,我家就要断粮。于是只好托人说情,请“中人”担保,靠借债度日。向地主、富农借来“债米”,每年三四月间借一斗,到当年八九月间就要还二斗。如果到期还不出,就得利上滚利(即按复利计算);如果到年终再还不出,债主就要“踏田”(收回田地给别人种),或者到你家里随意把有用的东西拿走。我家有位亲戚,就是在年终因还不起债,被逼上吊自杀的。

  穷人为什么这样苦,富人为什么那样富?白发苍苍的老祖母总把这归结为命运。于是她每逢节日,就把少得可怜的一点零用钱,拿出来买香烛到寺庙里去求神拜佛,保佑一家平安,生活宽裕。

  转眼间,我已经8岁了。看到哥哥上学读书,很羡慕,也很想去读书。可是家里穷,没有钱。“不能眼看着孩子长大了,成为目不识丁的人呀!”母亲咬着牙下了决心,一定要送我上学读书。她东借西凑地弄了点钱作为学费。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了城西“保公祠”小学的学生。那时,学校名义是公办的,但学生仍要交学费,每学期一个学生大约要交四五块银元。就是在这样困境下,全家含辛茹苦,勉强让我读了4年书。我总算初小毕业了,虽然学习成绩优良,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夸奖,但因为家贫无力继续供我读书,于是我辍学了。

  迫于生活,祖母和母亲商量以后,由祖母把哥哥毛品章送到上海去谋生。到了上海后,由在中华书局印刷厂做工的叔叔介绍到厂里当了学徒;住在叔叔家。由于婶娘在商务印书馆也上班做工,因此祖母就留在上海给叔叔和哥哥他们做饭。我在乡下家里烧饭、养猪、放羊,有时下地帮助母亲干些农活。这样又过了4年。1920年即我17岁那年,哥哥娶了嫂子,母亲有了伴;于是我也离家到上海去谋生路。

  我到上海以后,暂住在叔父家。虽然上海好玩的地方很多,但却无心思游玩,一心想早点找个活做,因此,我也经常出去。一天我目睹了缫丝厂女工的悲惨遭遇。横浜桥一家缫丝厂,年轻的女工们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个个面黄肌瘦,失去了少女的青春。有些女工在干活时饿得受不了,便偷跑出来到小摊上买烧饼或山芋充饥。结果被工头发现,立刻遭到鞭抽、脚踢,一顿毒打。还有,在西宝兴路,我看到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小玻璃厂,盛夏工人们围着炉子,拿着一根长杆吹灯泡。这些工人都光着身子,下身前面只围一块布,屁股都露在外面。旁边还站着一个拿着皮鞭的日本工头监视着他们。这些工人正象奴隶一样。这两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我知道了当工人的艰难、辛苦,但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虽苦,总还能混口饭吃,而我现在却连工作都还没有找到。

  一天,有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在报纸上登广告,要招收工人。我见报后急忙赶到那里,真被招工的现场吓呆了。应招报名的有干余人,场面拥挤不堪,个个神情紧张。我第一次见到这场面,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硬着头皮去碰碰运气。

  一直等到下午才轮到我。交了报名费,主持招工的人看了我一眼,随手扔给我一张表格。表格上的栏目有:姓名、性别、年龄、籍贯、通讯地址,以及保人的姓名、职业、住址等项,比较简单,我当即填完交上。回到叔叔家中等候录用的消息。可是,等呀等的,十几天过去了,仍杳无音讯。

  后来,听人说,该厂录用的标准主要是看保人的财产和社会地位,象我所填写的保人,既无多少财产,又无什么社会地位,不被录取,那是很自然的。

  又过了一些时候,叔叔向一位比较要好的工友求情,请他转托一位搞彩色印刷制版的技工,介绍我进了提篮桥夏海庙附近一家只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彩印工厂当学徒。我总算找到了个吃饭的地方。

  谁知这个小厂的老板是个吸血鬼。他要工人拼命地为他干活,但只让学徒工勉强填饱肚皮,连每月理发洗澡的零用钱也不给。学徒们个个弄得蓬首垢面。为了改变这种境遇,学徒工们商量要给老板一点颜色看,决定集体到附近理发店挂帐理发。所谓挂帐理发,就是理发后由理发店记帐,叫老板月底到厂里结算。月底,理发店里的老板来了,厂里的老板付钱不大甘心,不付钱则丢面子,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最后老板还是付了大家的理发钱。

  初次与老板较量取得了胜利,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但老板本性不改,仍想尽办法克扣工人。到了月底,他还要拖欠工人那点少得可怜的工钱,哭丧着脸对工人们说:“这个月生意不好,工钿开不出,下个月生意好了再说吧!”工人们看透了老板,就另想办法对付他。办法很简单,就是大家出勤不出力,使产品数量少质量也差下去。对此,老板急得团团转,询问工人:“这是怎么搞的?”工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机器出了毛病。”“机器坏了为什么不修?”老板责问。工人们知道老板贪婪愚昧又很迷信,就回答说:“机器白天修得好好的,可是到晚上一开就出毛病,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这时一个工人说:“昨夜我起来小便,看到车间门关得紧紧的,里面没有人,却听到有响声。”另一个工人也说:“老板,真的,我也听到过。是不是车间里有鬼?”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鬼话”连篇,吓得老板面色铁青,颤抖地说:“你们看,这,这怎么办呢?”“有鬼,就得送鬼! ”我一本正经地插了一句。因我平时工作卖力又老实,深得老板的信任,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于是肉痛地拿出10块银元,要我们给他送“鬼”。

  老板一走,大家不禁捧腹大笑起来。当晚我们花了几角钱买来一副香烛,点燃后插在车间门口;同时到菜馆叫了一席9元多的酒菜送到车间来,大家美餐了一顿。当晚开工时,大家装出既高兴而又卖力的样子,机器正常运转,产量和质量果然也都上去了。老板认为真的送走了“鬼”,也不再可惜花了的钱。而工友们心中暗喜。

  工人们在以上两次与老板的较量中,争得了点小胜利。可是第三次大家要求增加工资时却没有成功,结果我和三四个工人被解雇了。

  所幸那时上海兴起了交易所,交易所需要大量各种帐册簿据,因而一些小印刷厂就应运而生。有一家只有两架圆盘脚踏机和一架打样机的印刷所,要找个学徒。说来也巧,我的叔叔与这个小印刷所的老板有些熟悉,经过叔叔的推荐,我进了这个小印刷所当铅印学徒工。

  这个小印刷所的生活待遇,虽然比原来那个小彩印工厂好不了多少,但总算有个吃饭的地方。可是好景不长,因连年的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致使社会经济萧条,交易所大量倒闭,那些应交易所之运而生的小印刷所,也随之纷纷关门大吉。我再度失业了。

  没有工作只好蹲在叔叔家里,靠叔叔和哥哥来养活。婶娘时常对叔叔叫苦说:“吃饭的人这么多,就拿这么点工钱,够啥用!”夫妻俩还时常为生活问题而吵架。我的日子实在难过,不仅吃饭成问题,而且穿衣也成问题。我从乡下出来时穿的那套土布衣服,早已穿破了,补了许多补钉,于是平时只好蹲在家里;碰到外出找工做时,就借哥哥的衣服穿上。

  中华书局老厂原在静安寺路。我叔叔毛憩堂是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开办时的老工人。他凭着老面子,又给“拿摩温”(工头)送了一份礼,请他代为说情,这样几经周折,我才进了中华书局印刷总厂铅印车间当学徒工。

  中华书局印刷总厂铅印车间在当时来说规模是比较大的,但工人们劳动条件也并不好。一间大厂房安装着大小机器四五十台。在车间中间的一个半米高的台上放着一张写字台和一张靠背椅,“拿摩温”坐在上面监视着全车间工人的劳动;另一角落也有一个高台,是校对员办公的地方。由于车间中间和高台占了较大的地盘,以致每架印机之间的间隔就很小了,工人们在工作时往往摩肩擦股,活动十分不便。特别是每架印机上的皮带轮和发势盘上的牙轮没有罩子,因而造成车间里工伤事故不断。但厂方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肯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就连最常用的药品,如红汞、碘酒、橡皮膏等都不备。有时机器皮带断了,工人要到高空去作业,那更是危险,稍不留神就会连衣带人被卷进去。

  有一次,我就亲眼看到一个工人惨死在皮带轮里。工人们都为这个惨死的工人鸣不平。“拿摩温”却板着面孔说:“谁叫他自己不当心!”老板为此仅仅付了点丧葬费,就算了事。工人们十分气愤。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事故,工人们向厂方提出“以后工人上高空作业,‘拿摩温’必须把马达开关拉掉”。厂方迫于工人的压力,勉强答应了;但执行了几个月,老板嫌这样干要影响生产,少赚钱,又按老办法做。在旧社会,工人的生命不值钱,在资本家的眼里工人只不过是一架会说话的机器罢了,哪里会顾及大家的死活呢?

  尽管如此,但是从整个中华书局印刷总厂来说,当时铅印车间的劳动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劳动条件最差的要算墨色石印车间。在那里,工头向厂方承包业务,再交给工人干。这样,又增加了工头的一层剥削。墨色石印车间的工人工时长,但得到的工钱,反而比其他车间少得多。

  装订车间有四五十个女工,她们所得的工钱更是少得可怜。心灵手巧的女工们每天要紧张地劳动8个小时以上,干得精疲力尽,每月拿到的工资仅够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要求。

  那时工厂是从来不发工作服的,连条围裙也不发给。印刷工人整天同油墨打交道,双手又黑又粘,用清水是洗不净的。厂方名义上是每3个人每月发给一块肥皂,实际上每个季度也领不到一块。肥皂不够用,工人们只好自己掏钱买。

  这个有五六百工人的大厂,却没有一个厕所,只是在厂房外面的墙边挖几个坑,在坑两边放上几块砖头当大便的地方。这里苍蝇密集,粪纸遍地,大便时连踩脚的地方也难找。后经工人再三交涉,才盖了一间简易厕所,在仅二三十平方米的地方,竟放了两排共20多只马桶。老板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怕工人们利用大便时聊天,误工,出不了活。

  车间里每台机器干什么活,都是由“拿摩温”安排的。有的工人为了多干一些活和干一些好做些的活,多挣点钱,便用尽心思去巴结工头,不惜用每月少得可怜的工钱请客送礼;不仅如此,有的工人还拿钱为“拿摩温”死去多年的父母做“阴寿”。学徒工被工头盘剥更是司空见惯。学徒工到了星期天常常也得不到休息,还要轮流为工头清理环境干家务活。

  工厂离我叔叔家约有6公里,我和叔叔舍不得花钱坐电车,每天早出晚归徒步上下班。碰到加班加点,要干到深夜12点钟才回家,到家吃点东西,睡下时快凌晨两点钟了;而第二天一早又要爬起来,赶到厂里去上班。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当时被称作“文明工厂”尚且如此,其它一些厂的情况便可想而知,工人和学徒过着简直是非人的生活。

  有一次,我和叔叔做完夜工回家,时已深夜,当走到北火车站附近时,看到虬江路附近,火光冲天;沿途一堆一堆的人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一打听,坐在地上的人哭着说,厂里失火,他们的子女都被活活烧死了。

  原来失火的是虬江路一家五层楼的洋泾丝厂。该厂底下三层楼是仓库、车间,上面四、五层楼是女工宿舍。失火后车间内的机器、原料和宿舍内的床铺用具等都已被烧毁,但整个楼的铁窗铁门依然完好,且紧紧的关闭着。报纸上说,这场大火有130多个女工在厂房内丧生!为什么她们不逃出来呢?因为该厂的资产是向保险公司保了险的;保险章程规定,如受火灾时打开门窗,保险公司就认为厂方已把资产转移,不予以赔偿损失。因此老板宁可关紧门窗烧死工人,也不使自己的财产遭受损失。惨祸发生以后,虽然该厂的老板受到社会舆论和工人家属们的强烈谴责,但那又有什么用呢!

  我在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干了不到半年,“上手”(老技工)杨云生看我工作卖力,技术熟练,就向工头提出,把我升为“二手”(一般技工),让他的儿子顶替我为学徒。从此,我成了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正式工人。

  1924年,我已21岁,来到上海也有五六年时间了,熟悉的人也多了,对上海的社会情况,特别是对印刷行业的情况已有了较多了解。

  当时在中华书局印刷总厂,还没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但存在着两个职工组织(团体),一个叫“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以下简称“进德会”),另一个叫“上海印刷全业公所”(以下简称“全业公所”)。

  “进德会”与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励志会”差不多,它同车间的工人不发生什么联系,会员主要是帐房里的职员(营业员)和编辑所的编辑;没有固定的会所,开会时没有地方,就利用厂里楼上编辑所的办公室。我所在的机器房车间是在它对面的一幢楼上。当我们加班做夜工时,常从窗子里看到他们在举行文娱晚会。“进德会”编印过一份16开本的刊物,内容是有关该会的会务工作和活动情况。这个刊物也发到车间,但工人们哪有时间和兴趣去看它呢?

  “全业公所”是个带有行会色彩的工人组织,同工人的关系比较密切。成员有《申报》、《新闻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几个较大企业单位的机房、排字房和制版房的老工人,也就是当时被称为“上手”的技术工人。中华书局印刷总厂机房的工头林祥源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林祥源和资本家在利益方面既有共同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他想依靠“全业公所”工人们的力量来与资本家抗衡,但又不过多地参加工人活动,怕失去资本家对他的信任。

  “全业公所”的领导人钱芝香是我所在车间的一位老工人,开一部对开印刷机。他不脱离生产,但对“全业公所”的工作却很热心,一切活动和联系都由他负责。这个“全业公所”曾在上海闸北郊区天通庵附近的农村,买了4亩土地,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古式.房子作为会所。会所内装饰着各种挂灯,会员的名字都写在挂灯上。由于它距各印刷厂和工人的住处较远,所以很少有工人到那里去光顾(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把会所及周围居民的房子都烧光了)。“全业公所”平时很少组织工人活动。在早期,曾经为工人争取增加工资而发动过“摇班”(即怠工),做过一些好事。后来因被一些工头把持,会务由少数人包办,怕得罪资本家,不为工人们办事情,而渐渐失去了工人对它的信任。

  旧时上海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前后,许多街道里弄按照旧俗举办“兰盆胜会”,请和尚念经做佛事,送鬼迎神,消灾求福。那些游手好闲的“白相人”(地痞流氓等)往往就借此聚财敛钱,以饱私囊。

  “全业公所”也仿效他们,举办“兰盆胜会”。他们按名册向每个工人“化缘”,规定老工人出大洋一元,青年学徒出5角。多数工人不愿意出这份冤枉钱,但怕砸饭碗,也只好忍痛交钱。他们还规定,凡交一元钱的人,在“兰盆胜会”那天,可来“全业公所”吃一顿素餐;交5角钱的人,则不能享受这一待遇。生活贫困的青年工人,特别是学徒工,碰到这个时候,只好掏钱,默默作贡献了。

  当时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技工参加的人较多。他们可以趁此机会同商务印书馆、《申报》、《新闻报》的老朋友见面,拉家常。有的人借此机会,聚在一起打打麻将,乐一乐,吃过素餐后各奔东西,也是一件快事。

  我是青年工人中的活动分子,同各部门的工友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全业公所”有什么活动,钱芝香常找我商量。

  一次,我问钱芝香:“我们这个‘全业公所’现在办起来了,但不能只搞这样的活动,你有没有考虑过将来的打算?”钱回答说:“我们要保护工人的利益,为工人谋福利,以后搞募捐,钱多了自己办工厂,工人失了业,可到自己办的厂里去做工。”当时社会上失业的人很多,我怀疑地问道:“我们办的工厂有多大?三五个人的小厂不解决问题,大厂,我们有力量办吗?”他支支吾吾回答不出。

  我虽然于1922年就参加了“全业公所”,并积极参与活动,但自己的动机同其他工人一样,不过为保住饭碗而已。我以前在几个厂做学徒工时,曾代表工人向厂方要求改善工人待遇,由于没有工人自己的团体而遭到失败。这时,我想以“全业公所”作为依靠,为工人们办点有益的事情。

  但是,“进德会”和“全业公所”成立后,并没有给工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工头照样打骂工人,资本家照样残酷地剥削工人,随便开除工人。工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对工头采取报复行动。大约在1924年间,铅印车间就发生两起袭击、羞辱工头的事件。

  铅印车间的“拿摩温”林祥源一向对工人非常凶狠。一次,一个工人因不听他的话,顶撞他,这个工人便被开除了。这激起了广大工人对林的愤恨。过了几天,夜班收工时,月黑风高,当林祥源嘴里哼着下流的小调从工厂走出来时,一个工人躲在黑呼呼的墙脚边用荷叶包着的大便向他砸去。顿时他的头上、身上都是大便。他又随手一摸,弄得满脸满手都是,全身臭气熏天!

  第二天,林祥源被工人用大便包打了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厂,工人们无不拍手叫好。他被打的狼狈相,大家越传越出奇。从此他无脸见人,整天躲在家里不出门,“拿摩温”也当不成了。

  资本家为了安抚林祥源,借给他一部“大英架”机器,以示报答。他就在家中雇了两个工人,办了一个小印刷厂,承接中华书局的一些代印业务,以维持生计。

  接替林祥源的工头叫白纯雄,不接受林的教训,依然欺压工人。结果一个工人被开除后,又用同样的办法整了他一下。他也干不下去了,只当了几个月的工头,便辞职回家自办小印刷厂去了。

  这两件事曾经轰动全厂。资本家虽然虚张声势地追查了一阵子,但是查不出结果。大概他们也怕吃大便包,最后便不了了之。以后接替白纯雄当“拿摩温”的是曹桂生,“拿摩土”(二号工头)是白纯华。他们慑于工人们的威力,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欺压工人了。

  1924年9月,发生了江浙战争。盘踞在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为夺取盘踞在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爆发了战争。双方军队在嘉定黄渡、南翔、太仓、浏河一带大战。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时资方就以裁员、解雇来威胁工人。我所在的车间,一部分工人实行“包工制”,尽管他们知道所包的活已经做完,没有活干了,但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每天照旧到工厂来,希望能分到一些活干;但总是抱希望而来,失望而归。

  当时,大部分工人的家属住在乡下老家,因为军阀战争,纷纷逃难到上海投亲靠友,以至工房、宿舍里都挤得满满的。由于许多工人无工可做,拿不到工钱,只好举债度日,全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有的人走投无路只好住到难民营里去喝稀粥度日。我和一批青年工人也无工可做,经常流浪在街头;有时到难民营去看看,跟乡亲们聊聊军阀战争中的见闻。

  此后不久,在国人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支持下,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并于11月发表《北上宣言》,由广州北上。全国掀起了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我和几个青年工人因偶然的机会和出于好奇心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在闸北宝山路广场召开的有千把人参加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有幸聆听了共青团中央领导人恽代英等同志在会上的即席慷慨激昂的精彩演说。他们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目的是控制中国通商口岸,掠夺中国的资源,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军阀连年混战弄得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村破产,民不聊生。他们号召全国同胞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

  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演讲,只觉得他们说出了我们穷苦人们的心里话,于是在会场上我也拼命地跟着喊口号,直把嗓子都喊哑了。就在快散会时,有个发表演讲的人走过来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询问我们在哪里做工,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还邀请我们有空去随便谈谈,临分别时,告诉了他们的住址。

  他们住在宝山里,距我家不远。我们商量后决定由我和另外两位工友先去看看情况。那天我们去以后,在一个卧室兼书房的陈设简单而整洁的小房间里,我们与他们一开始就象老朋友一样交谈起来。从这次交谈中,我知道了他们当中一位是教师,一位是在校的大学生,还有一位是报纸编辑;都是有知识、有才华的人。

  此后几次我们交谈的内容也更加广泛了,从做工谈到种田,从城市谈到农村,从家庭谈到社会,从眼前谈到未来。他们还对我们解释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国民党,什么叫共青团(C.Y),什么叫共产党(C.P),等等。我们去听的工人越来越多,有时谈到深夜。一次谈话结束时,姓王的先生对我们说:“下次见面时,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专门搞工人运动的朋友。”。

  那次交谈回来时,已经深夜了。我晚饭还没有吃;为了不惊醒家人,特别是怕惊动老祖母,就在宝山路一家小饮食店里买了两碗粥充饥。但到家里,看见老祖母仍坐在房里等我。她心痛而又埋怨地说:“怎么这样迟才回来?夜饭都凉了,快去热了吃吧!”我说:“亲妈,我已经吃过了。”我因高兴得实在忍不住,便小声告诉祖母说:“将来工人农民团结起来,坏人、反动派统统都打倒了,天下就是我们穷苦人的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祖母听了也很高兴,关心地说:“现在世道这样乱,在外面要格外小心;晚上要早点回来,免得我在家里心神不安! ”

  自从结交了那几位革命知识青年以后,我好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和我同机工作的“上手”杨师傅是上海本地人,是一个技术熟练、态度严肃的老工人,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威信。“拿摩温”也看重他,经常分配给他较好的活做。他不得罪人,自己的饭碗捧得很牢,对革命工作也表示同情。我由于经常在厂外活动,常迟到早退,有时还要请假,杨师傅既不责备,也不扣我的工钱。与我同机工作的“下手”是杨师傅的儿子,人们都叫他小杨;他聪明活泼。我在政治上启发他,在技术上帮助他,放手让他做活。这样,杨师傅心里也很高兴。我外出活动时,杨师傅就让小杨替代我干活。

  在车间九号机上的学徒小施是从崇明岛农村来的。他在车间经常挨“拿摩温”的打骂,是“拿摩温”的一个出气筒。工人们很同情小施,恨这个“拿摩温”。我除了经常为小旎打抱不平外,在生活上也尽量关心他,由此我俩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我后面印机的“二手”叫赵锦福,生长在上海,读过几年书,同我也很接近。我经常给他们讲些刚学来的浅显的革命道理,他们都很听得进,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我们还分工有目标地找青年工友谈心,“联络感情”。这样,没有多久,我们将几个车间的许多青年工人都联系在一起了,有机会就在一起讨论、分析各车间工人的思想动态,搞些宣传活动。

  我还把在厂里的活动和工作,随时向那几位知识青年朋友汇报,并听取他们的指点。

  1925年春节刚过,一天晚上,老王介绍我认识了印刷工人徐梅坤(浙江萧山人,中共杭州小组的创建人,全国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和郑复他(浙江诸暨人,1928年曾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不久被捕牺牲)。他俩都是印刷工人出身,专门从事工人运动。老王告诉我:“以后有关工人运动的问题,就找郑复他同志。”就在那次会见后接着开了个会,郑复他在会上宣布,经过上海地方党组织的批准,我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C.Y)的决定。

  我入团以后,在中华书局先后发展了徐秋生、朱飞熊、赵葵(赵锦福)、唐寿贤等为团员,并建立了团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我们这个团支部后来属沪西区委领导。团委书记是李强(曾培鸿,建国后曾任中央外贸部部长),我任团区委组织委员,另一委员是胡锦鹤(后叛变)。

  在我入团的那天晚上,郑复他曾提出了筹建“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的问题。不久,我们就在浙江北路华兴坊25号的一家石库门内设立了联合会的会址,开会推选徐梅坤为主任委员;郑复他为总务科长(相当于秘书长,负责实际工作);委员有汪沛贞(中华书局工人,后调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王景云(商务印书馆装订工人)、徐鸿生、陈醒华和我等十几个人,我兼任总务科副科长。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成立以后,曾组织了几次较大的群众斗争和活动。

  先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病逝以后,全国各地分别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哀悼这位伟人的逝世。在上海,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共同主持,在南市体育场召开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我们发动上海印刷界工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再是,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发动印刷工人声援沪西潭子湾“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的2月罢工斗争。当时日本人在华开办的纱厂有41家,其中在上海有27家,工人达五六万人。1925年初,“日本内外棉八厂”开除了一批工人,用“养成工”来代替。所谓“养成工”,实际上是一批10多岁的童工;她们的待遇十分可怜,只供饭吃,不发工资。而且这少得可怜的、仅能维持生命的“包饭”,工头们还要从中克扣。很明显,用“养成工”来代替正式工人,其目的是为了更便于控制工人,榨取工人的血汗。因此,这个厂的工人就派代表同厂方交涉,要求厂方召回被开除的工人,并提高“养成工”的待遇。厂方不但不答应,反而扣押了工人代表,这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外棉五厂、七厂、十厂、十二厂的9000多名工人,象潮水般涌向潭子湾沪西工人俱乐部的空地上,并立即宣布罢工。厂方派出代表谈判复工问题。工人代表提出的复工条件:第一,被开除的工人要全部复用;第二,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第三,今后不准随便打骂工人、开除工人;第四,改善“养成工”的生活待遇。日本资本家拒绝答应这些条件。

  两个半月后,罢工工人发展到4万多人。日本资本家一方面请当局派军警镇压,另一方面唆使和收买工贼企图破坏罢工运动。但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领导和参与下,他们的阴谋一个个被揭穿了。资本家无可奈何,被迫恢复了谈判,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大罢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

  1925年4月,就在潭子湾日本纱厂罢工处于高潮的时候,我和汪沛贞、徐鸿生等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入党仪式是在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会所举行的。入党仪式很简单,但很庄严,给我一生留下难忘的记忆。



中央劳动部与新中国的劳动保护



  1949年11月,我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副部长。部长是李立三(兼党组书记),他还是全国总工会主持实际工作的副主席。还有一位副部长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施复亮,浙江金华人。我在中央劳动部工作了16年,直到1965年 。

  劳动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关解决劳动问题的综合部门,是新中国一项新的工作(原国民党的社会部只是处理劳资纠纷)。其性质是做人民的工作,主要是以劳动者为对象。劳动部是为生产服务、为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服务的机构,是一个综合部门。其上要请示中央政府,下要依靠各基层组织,因此是个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中间环节,主要工作是草拟有关劳动方面的规章制度、条例等,提请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另外,还要对这些条例进行贯彻和监督。

  劳动部的业务包括:劳动、工资、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劳动争议、劳动就业、劳动力的调配、锅炉的安全检查、劳动政策的研究等。每一件事都涉及到生产和职工的生活,因此它的政策性很强,关系到社会、统计、统战各个领域,是个上通下达的部门。我主要是分管劳动保护工作,比较熟悉而现在还能回忆得起来的,主要还是我直接分管或参与的几项工作,依次分述如下。

  一、解决建国初期大批工人的失业问题。(略)

  二、解决建国初期的劳资纠纷。

  劳资纠纷问题虽说是解放前一直就有的老问题,但在解放后的情况却大不相同。解放前工人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反动政府自然决不会帮工人说话,工人们提出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的要求,往往会遭到资本家的拒绝甚至镇压,工人只好以怠工罢工相抗争,双方僵持不下时,就要通过反动政府的社会局或上海的流氓帮会头子杜月笙之流的“社会闻人”来居中调解,但他们当然是偏袒资方,帮资本家说话的,所以调解结果总是工人吃亏的多;那时只有我们地下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坚决支持工人们的合理要求,向资方进行坚决斗争。解放后,工人们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腰杆子硬了起来,一闹劳资纠纷,有些人就不客气地把老板拉到总工会来,要求工会作主,迫使资方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大部分是小企业)。劳动部设立了劳动争议司,这方面的事情就统一归劳动部门来处理。我们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按不同的行业区别情况,制定出处理的原则和有关规定,主要是教育工人不要对资方提出过高的要求,更不要纠缠解放前的历史旧帐,要围绕着怎样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这个中心任务,坚持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尽量通过工会出面,与资方两家坐下来平等协商,解决纠纷。如果工会不能解决的,再由劳动部门代表人民政府出面来调解。

  当时有些私营企业的工人和工会干部,觉得解放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还要在资本家手下做事,不光荣、没前途,产生急躁情绪,动不动就向资方发火、争吵,个别单位甚至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劳动部门就要教育工人和工会干部,作为国家的主人翁要以大局为重,时刻想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要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发展生产,帮助国家实现利用限制改造私营工商业的重大任务。有的资方有消极抵触情绪,甚至抽逃资金、躺倒不于,劳动部门也教育他们,要相信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鼓励和支持他们克服困难,搞好企业的生产。不久,中央劳动部就总结了群众创造的妥善解决劳资纠纷的经验,形成一个关于“劳资协商会议”的文件,使解决这个问题走上了大家都可有所遵循的正常轨道,处理劳资纠纷也就比较好办了。

  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的劳资纠纷问题,后来就按照劳资合同的有关规定处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基本完成,私营企业都被改造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这个在历史上形成的劳资纠纷问题也终于从根本上获得解决了。

  三、改革旧的工资制度。(略)

  以上回忆的是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五六十年代我所了解的劳动工资问题的大体情况。……改革开放这10多年来,情况同过去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使劳动工资制度再也不可能继续保持计划经济时代那种一统天下、定得很死的格局,企业可以自行招工,国家只控制一个工资总额,实行宏观调控,至于各地、各个企业内部如何具体分配,则允许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拉开差距,由企业自主决定。而乡镇企业,实行承包制、股份制的企业,以及私人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的劳动工资,更是五花八门,一般都是通过劳资双方签订劳动工资合同或协议来确定;如果发生争议,则由劳动部门、工会或法律部门按照合同、协议的规定予以调解处理。有关这些新的情况,因为我已没有亲身实践的体验,就不大清楚了。

  四、关于解决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安全生产的劳动保护问题。

  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工人的待遇非常低,城市里还有大量的失业工人。许多企业觉得使用廉价的劳动力比使用机器要便宜得多,所以都尽量不用机器而用人力(如码头上的装卸工)。直到5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有一次和华东局书记谭震林谈起这事时,他还说过,现在还没有办法把码头的装卸工作改成机械化作业,要不然的话,这么多码头工人就会失业,他们的生活怎么过呢?所以解放前企业里的资本家和管理人员,都只重视机器而不重视人,没有人来关心工人的生产安全和劳动条件,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制度。工厂里的工头是专门监督工人生产的,哪里管工人的死活,发生工伤事故他们就说是“你自己不小心”,厂里不负责任;就是工伤死了人,也只是给一点极菲薄的埋葬费就算了事。所以旧社会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人的生命安全都没有起码的保障。比如采掘有色金属的钨砂、锡矿等,就不用机器而完全用人工,矿坑洞很矮小,成年人进不去,就雇用童工,爬进矿洞里面,用铁镐从岩石层中一点一点地凿下来,再拖背出去,矿洞里面连支架也没有,一旦岩石塌顶,工人就被活埋在里面。50年代,我曾经到云南省的个旧锡矿,亲眼看到过这样的矿洞。1923年我在上海做工时,就目睹过一家丝厂失火的悲剧,老板为了怕保险公司不肯赔偿火灾损失,把设在车间楼上供工人们睡觉的工棚门窗楼梯紧闭锁死,失火后工人们逃不出来,有一两百个工人被活活烧死,真是惨不忍睹。至于平时生产中的工伤事故,更是层出不穷,因为资本家要节省成本,机器上的齿轮和传动皮带等都不加防护罩,所以非常容易发生工伤事故,特别是传送机器动力的马达皮带,很危险,稍不注意,工人的手或脚或是衣服就被卷进去,人受伤后没人管,马达仍然不停,有时皮带也弄断了才关一下马达把皮带接好,立刻又开动照常生产。以前中华书局有的工人就是因为辫子被皮带卷了进去,整个人也都被带进去转了几圈后摔了下来,当场死亡,厂里根本不当一回事,发一点埋葬费就什么也不管了。这样久而久之,工人们也习惯了,在没有接受共产党的启发教育以前,许多工人自己也不重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提出劳动保护的要求,只是认为自己生来命苦,前世没有修福积德,所以今世只能吃苦认命,烧香求菩萨保佑。

  解放后,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政府特别是我们劳动部门,把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安全生产的劳动保护问题当做一件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事来抓,提出“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口号和要求。

  1965年3月,我曾在一次部分省市劳动部门和工会的劳动保护处(科)长座谈会上讲话,回顾了从建国初期到60年代中期新中国劳动保护工作的历史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这样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劳动保护工作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时期。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私营企业大量存在,经济基础薄弱,工业技术设备落后,企业劳动条件恶劣,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普遍存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大力进行了劳动保护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批判了只重视机器不重视人、只管生产不顾工人安全健康的错误思想;并且大张旗鼓地严肃处理了一些重大伤亡事故的有关责任问题。如1950年河南宜洛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工人174名:政务院查明事故原因后,分别给予河南省政府主席及煤矿有关负责人员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判刑。结合这次重大事故的处理,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开展宣传劳动保护政策和安全生产的思想教育运动,教育企业管理人员和生产工人改变不重视安全生产的旧思想习惯,发动群众多次开展安全卫生大检查,发现和解决了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大量不安全不卫生的问题。

  其次,是通过调查研究,逐步草拟和制订了一些劳动保护的法规制度,建立劳动保护机构,培训专业干部。早在解放以前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里,就曾颁布过有关劳动保护的一些规定,其中有的是我直接参与制订的,如1943年太行区晋冀豫边区政府公布的《晋冀豫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这个条例,大家认为在各解放区的有关劳动保护法规中,可以说是比较完善的一个。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也明确规定了“公私企业一般实行8小时至10小时工作制”以及“保护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等劳动保护的内容。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下设劳动保护局专管这方面的事情。各地方政府的劳动部门和许多产业部门,全国各级工会组织,以及各厂矿企业中,都设立了相应的劳动保护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上述各有关部门在建国初期的3年间,陆续制定颁布了一批劳动保护法令和规章制度,其中属于安全卫生管理和设备安全检查制度的有105项,属于工作时间制度的有10项,属于青工女工保护制度的有4项。1951年9月和1952年12月,中央劳动部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传达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或稍加忽视后一方面,那是错误的”重要批示;李立三部长提出了“安全与生产是统一的,也必须统一;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管生产的要管安全,安全与生产要同时搞好”的指导思想。会后修改试行了《工厂安全卫生暂行条例》、《限制工厂矿场加班加点实行办法》、《保护女工暂行条例》等草案,并公布了《工业交通及建筑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办法》等,使公、私企业的劳动保护工作逐步法规化,开始有章可循,并给以后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打下基础。

  第二个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劳动保护工作的制度建设时期。这个时期,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我作为主管劳动保护工作的劳动部副部长,带领有关工作人员,跑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厂矿和工地,进行调查研究,在总结自己经验和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并贯彻执行了包括防止矿尘危害和实施对锅炉和受压容器安全监察管理在内的一系列劳动保护法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周总理亲自主持讨论的、国务院颁发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这些被称为“三大规程”的法规,从1956年颁布以来,一直沿用到现在,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劳动部还协同有关方面,总结推广了大连化工厂对新工人进行入厂、车间教育和现场指导的三级教育制度;并颁布了《进一步加强安全技术教育的规定》,把职工三级教育,确定为全国所有工矿企业招收新工人时必须履行的职责。1954年,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通过总结经验,要求企业领导在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等5个环节上,都必须实行同时抓好生产和安全工作的“五同时”管理制度。另外,还多次组织群众性的安全卫生大检查,以及以电气安全、锅炉安全、防暑防寒等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性检查。通过这些工作,加上“一五”期间设备比较完善的新建企业不断增加、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私营企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客观条件的变化,企业的劳动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职工的伤亡事故不断减少。

  第三个阶段,1958年至1960年的3年“大跃进”,是劳动保护工作经受反复、遭到挫折的时期。由于在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掀起的“大跃进”,严重地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全国各地工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受到破坏,出现了违章作业、无休止地加班加点蛮干和设备带病运转等严重违反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极不正常情况,致使职工伤亡事故、特别是重大事故和职业病大幅度上升。在这种日情况下,劳动部门和企业的安全技术部门压力很大,工作处境十分被动和困难。虽然在1958年和1960年两次召开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强调贯彻群众路线,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积极向伤亡事故作斗争,但由于全局性的决策失误,劳动保护工作的这些合理要求在事实上却不可能实现,遭到很大挫折。如以1957年全国县以上企业因工死亡数为基数,到1958年增加了3.39倍,1959年增加到4.84倍,1960年更增至5.92倍;1960年5月7日,山西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684人,是解放以来最大的恶性事故,全国为之震惊!同年10月,我带着煤炭、冶金、铁路等部门的几个同志,到华北地区进行安全生产情况的专门调查,发现许多地区和企业的伤亡事故仍在继续上升,最突出、严重的是煤炭和冶金系统,分别占当年1月至8月全国因工死亡总人数的37.42%和14.7%;我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举了我亲自到现场看到的两件实例:一是开滦煤矿为了追求产量,竟乱挖巷道两边支架旁的煤层,造成塌方;二是唐山钢厂为追求产量,炼钢炉里排出的钢渣来不及运走就在炉前堆成了“二郎山',成为经常发生安全事故的“禁地”;另外,还反映了几个对安全生产有直接影响的生产管理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李立三那时虽已不担任劳动部长,而改任党中央的工交部副部长,但仍然很关心这方面的问题,他看了报告后说,“这还了得'!立即将报告转送给李富春副总理,李富春说,这些问题不仅是华北地区,而且是全国都普遍存在的。后来,中央对这个报告加了批语,发到全国,要求所有工矿企业都必须改进生产管理、重视安全生产,尽力防止和减少工伤事故、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

  第四阶段,1961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恢复和进一步建立正常的劳动保护工作秩序的时期。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期间,随着“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企业管理工作有所加强,我们强调企业要建立并坚持贯彻执行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安全生产制度,建立和恢复正常的劳动保护工作秩序。1963年,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加强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简称“五项规定”)。这个“五项规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对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予以法规性的切实执行,直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同时,我们还先后召开了防止矽尘危害、防毒、锅炉安全等专业会议,加强了防尘、防毒、锅炉安全等方面的劳动保护工作,并且改进了劳动防护用品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工矿企业中的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发病率,又显著降了下来。锅炉在使用中是有很大危险性的,搞得不好就会爆炸。虽然制定了安全条例,还有自上而下的机构,但这仍不够,我们采取把司炉工集中起来进行定期的的培训,让他们自检;并通过组织国家检查,发动群众让工人自行互检,从而提高了锅炉使用的效率,也保证了安全,提高了安全生产责任制。这件事曾得到了苏联同行的赞许。

  1965年我离开中央劳动部之前,还在江苏无锡的惠山,邀请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开会研究以锅炉和受压容器安全生产规程为内容的专业会议。另外,还在上海的一家大玻璃厂一面参观、学习经验,一面就在上海大厦,召开过防尘工作的现场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我们起草了一个文件,把它交给中央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请他在会上报告,会议的结论是我做的。不久,我就调离北京来浙江工作,接着就是十年“文革”的一场大灾难,这以后的劳动保护工作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了。

  在中央劳动部所管的工作中,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制订了1951年2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1953年1月修正)的《企业职工劳动保险条例》。这个条例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虽然有些具体内容现在需要随着新的形势发展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体现,使得作为国家主人的广大企业职工的生老病残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我虽然是中央劳动部的副部长,对这件大事也参与了集体的研究和决策,但是有关的具体工作,另有专设的劳动保险局负责去做,不属我分工管的范围,所以我就回忆不起什么细节详情了。

  我在劳动部工作期间,与周恩来总理有过多次接触,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有一次,我发现工人得矽肺病的情况比较严重,却只能靠疗养,不可能根治;而从统计的数字看,大部分工人还都在生产第一线,有不少人还是劳动模范。我用一张32开的稿纸写了一份简单的报告送给总理办公室,白天送去,没想到晚上总理就打电话来了。他说这个问题很严重,问我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有什么要求?我回答,主要是没有经费。总理让我做个调查,看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能处理好。我经过调查、统计以后又汇报总理,大约需要5000万元,时间要3年左右。总理马上召集主要的重工业部门同志开会,先让我谈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后即在会上表示中央可拿出3000万,给我们5年时间解决这个问题。这时正在开劳动保护会议,大家听到总理这样关心,纷纷出谋献策,什么隔离法、喷雾法都出来了。另一次,听说在水库坑道里灌浆的工人,24小时坚守在水下坑道中,很潮湿,工人容易患关节炎,总理又指示卫生、劳动部门要采取措施想办法解决。

  另外,刘少奇也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劳动部的工作,曾经指示“劳动部的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劳动力的调配不像调拨物资那样简单,要针对具体对象做具体细致的工作”;在“大跃进'期间,他又针对为了片面追求产量指标,不顾休息,疲劳作战,工伤事故激增的状况,通过中央发出了必须注意“有劳有逸,劳逸结合”的通知;在工资制度上,他提出,要实行“老(工)人老制度,新(工)人新制度”区别对待的原则。

  建国初期,李立三是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是这两个部门日常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这个人工作能力和责任心都很强,很会讲话,开会作报告很能鼓动人心。建国初期,他是最积极主张立即在全国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但是当时大多数地区经济尚未恢复,企业处境很困难,尚不具备最起码的承受能力,因此有些地方和企业就对他有意见,认为是操之过急了。不久后,全国总工会那边就有些人发起批判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犯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经济主义”的“错误”,帽子扣了一大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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