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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变:被遗忘的廉价生命

发布时间:2009-10-24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江海波 点击:
 
 

  一座浮华的城市,一群倒下的男人,一个坍塌的乡村


  17、18世纪,欧洲的许多城市手工工场逐渐向大机器工业转变,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措施,出现了许多职业病。

  当时,意大利医学家、职业病和工业卫生学先驱拉马齐尼深入各地调查,写成《论工匠的疾病》一书。书中分析了包括矿工在内的52种不同职业者,并最早提出了吸入粉尘对肺的影响,提出在灰尘多的行业工作要掩口鼻等。

  1700年马氏《论工匠的疾病》一书的发表,作为标志性事件记入世界医学之大事记。


  300年后,中国湖南耒阳一处偏僻乡村,陆续有人因为“肺炎”、“肺结核”而溘然早逝,这些人一个共同的人生经历是:他们在中国最发达的沿海城市深圳的建筑工地上,做过数年到十多年不等的风钻工。

  一线调查FIELD SURVEY


  死亡之旅:一个乡村的致富路


  徐术忠死了。

  这是近几年来,这个小小的村子里英年早逝的第11个男人。

  9月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赴湖南耒阳导子乡双喜村11组采访,从乡亲们口里听到了徐术忠的噩耗。“他死了,今天上午下葬的。”尽管20天前,记者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见到徐时,他已骨瘦如柴,但一切还是令人十分惊愕。

  深圳——导子乡,人间——天国,时空变幻,世事无常。

  世间已无徐术忠


  徐术忠化作一捧黄土,永远住在了家乡的一处山坡上,再也不必经受气喘胸痛的折磨,撇下他年迈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

  8月20日,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某病房13号病床。35岁的徐术忠,乍看上去有点老态龙钟。但细察之下,却发现时光并没有在他干瘦的脸上刻下太多岁月的印记,病弱之身,反而流露出几分稚气,不免让人心生恻隐。

  这与记者进病房之前,病友所描述的“形同骷髅”、“令人发怵”,似乎略有出入。

  他弯腿坐在床上,鼻子里插着青绿色的氧气管,下颌低垂,一脸的平静中,透露出一丝凄然。十多分钟前,护士刚刚给他的右手做过动脉注射,他就这样一直用左手压着棉签,举止迟滞,神情木然,眼神定格在空中某个虚无的地方。

  午餐时间到了,桌上的水果和汤饭静静地放着。“前两天还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一点东西都不想吃,有一种厌食的感觉。”偏偏又患上了感冒的徐术忠,喉咙发出微弱声音,像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与他同房的病友老乡也毫无胃口。来深圳这些日子,他们的身体一天天加速消瘦下去。

  就在前一天晚上9点05分,同村的徐泽志在深圳第二人民医院ICU病房,倒在了向这个世界追讨生命补偿的路上。

  医院外面,还有一些同乡奔波在旅馆、劳动局、市政府之间的路途上,为挽回与补偿150多名乡亲血泪和生命的付出,做最后的努力。3个多月来,他们在这座曾经拼搏过的城市里,经历了奔走请愿、雨中静坐,以及同乡生命突然流逝的种种无助与哀痛。

  湖南耒阳尘肺病农民工深圳维权之路,走到了最艰难时刻。大多数感到绝望的同乡们,已陆续返回老家,留下来的二三十人在深圳坂田镇一个叫扬名酒店的小旅馆里,等待越来越渺茫的转机。

  记者探访徐术忠的几天后,最后一批耒阳尘肺病工友纷纷撤走,10多名住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的重症患者也办理了出院手续,徐术忠即是其中之一。

  拔掉氧气管,呼吸到家乡的清新空气,徐术忠的病情并没有好转。经历深圳3个多月的折腾劳碌,他的生命像抓不住的自由落体一样迅速滑落。回家后第十日,他不堪负累的肺里,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得到了永远的解脱。

  致富路与“尘肺病”


  即使后来陆续发病,不少工友提到深圳的大楼,仍流露出一份自豪,因为“地王大厦、赛格广场、深圳的电视报纸办公楼,几乎都是我们干出来的。”

  1989年到1990年之间,耒阳导子乡的徐瑞乃、徐瑞宝兄弟等人,相继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最南方的开放城市深圳谋生。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份赚钱的活——给建筑工地的爆破工程打风钻。

  几乎同时到深圳的村民贺七国还清楚记得,当时还不满20岁的他得到这份“好工作”的经过。

  “最早我是在深圳关外做护路工,一天大约能挣10多块钱,后来给筑路工地搞爆破,一天大约能挣20~30元钱,”贺七国说,“直到有一天,一个四川的打工者跟我说,介绍一份好工作给我,一天能挣80来块钱。”这就是后来让导子乡的男人们趋之若鹜的“风钻工”。他们干的活儿,就是在深达几十米的花岗岩地层下,用钻炮眼的方式爆破形成巨大的桩孔,用来灌注水泥打地基。

  1991年5月,31岁的徐志辉卖掉家里的一头猪,换回140元钱。他给家里留了40元,让妻子去买猪崽,剩下的100元钱,他分成2份,借给邻居徐龙古50元,自己揣50元,两人一起踏上前往深圳的旅程。

  1996年3月,经过老乡介绍,徐术忠也成为深圳某工地的一名风钻工,直到2000年8月份回家结婚。

  颇让人羡慕的高工资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导子乡的男人们,“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人均每年数万元的收入,让偏僻的乡村建上了一幢幢漂亮的房子。

  风钻工的日子“暗无天日”,几十米深的井下,需要200瓦的灯泡才能看到东西。工友们上来时人都不像人了,全身都是灰尘,只看见两只眼睛在转。但收入很可观,虽然活脏一点、累一点,大家还是认了。

  即使后来陆续发病,不少工友提到深圳的大楼,仍流露出一份自豪。据工友们说,他们在深圳做过大约300多个工地,“地王大厦、赛格广场、深圳的电视报纸办公楼,几乎都是我们干出来的。”

  但早在1999年,徐志辉就注意到,一些从事风钻作业年头较长的同乡开始染上“肺炎”,很容易气喘吁吁,不停的咳嗽、咳痰。

  2002年,徐志辉发现自己也染上了“肺炎”,医院拍片检查显示“肺部有阴影”。他不敢再去做风钻工,转为在工地上收发炸药。同时,他感到自己爬坡、上楼梯,或者干稍微重一点的活时,都会有些喘不过气。从这一年开始,双喜村11组陆续有人因“肺炎”、“肺结核”去世。

  2003年,徐瑞乃到耒阳城里治疗肺病时,医生得知他以前干过风钻工,告诉他得了一种职业病——尘肺病。这是村民们首次从比较确切的渠道知道自己的“肺病”在医学上的确切名称。

  截至今年5月他们集体赴深圳“讨说法”之前,仅这个小组就先后有10个同乡因尘肺病而亡,成为当地有名的“寡妇村”。

  悲情“寡妇村”


  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进村道路两旁的树丛中,四处飘零着新旧不一的纸钱,一丝萧瑟与凄凉弥漫在空气之中。

  9月8日,记者从耒阳市区驱车去37公里外的导子乡采访,一路上山峦起伏,郁郁葱葱,抵达导子乡时正值午后,灿烂的阳光下,这个秀美的乡村跟别处并无不同。

  但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进村道路两旁的树丛中,四处飘零着新旧不一的纸钱,一丝萧瑟与凄凉弥漫在空气之中。

  双喜村11组的徐龙古,是较早到深圳做风钻工的人之一。上班不久,他就当上了工长,后来还成为小包工头。1995年,他的妹夫、家住相邻的洞中村的倪桂生也随他南下“淘金”,一干就是五六年。现在,倪桂生在家养病,连丈母娘家里也不能常去了——自从发病后,羸弱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持他爬好几里的山路了。

  而他的大舅子徐龙古,已于2006年农历九月初六死于家中。徐龙古的弟弟徐益龙也死于同样症状的肺病。徐益龙的妻子刘美秀说,1994年起,丈夫就开始有了胸闷的症状,以前一直都当小病在看,“他死的时候不能呼吸,表情很痛苦。”

  被称为“寡妇村”的双喜村11组,大约有三十来户人家。据村民说,村里只有10户左右家庭的男人没有去深圳打风钻,去了的20多户中,已有11户有男人死去,仍活着的10个打工男人中,属于尘肺病Ⅲ期的占了7个,Ⅱ期1个,Ⅰ期3个。

  最为悲惨的是老人王翠兰,今年73岁,5个儿子有4个已死亡(其中三个疑似死于尘肺病),仅存的一个儿子因做过一段时间小包工头,欠了一些外债不敢回家,也没有去诊断是否得了病。但村民说,“他做的时间并不短,肯定也是在劫难逃。”

  老人的眼泪早已哭干。1998年10月22日,老人的小儿子徐小伍,病死时仅25岁;2005年正月初八,二儿子徐新春亦撒手归天;2007年农历腊月二十四,中国南方遭遇大雪灾,大儿子徐白春死于千里冰封的雪天,据称走的时候“又冷又痛,死时瘦得吓人”。

  最近几年,这个不幸的村庄几乎每年都有1~2个曾当过风钻工的青壮年男人病逝,“不少是兄弟俩一前一后的走。”

  贺七国的妻子在家门口拌河沙,即便是这种轻活,她的男人也无法帮上他,他的病情已经到了Ⅲ期,“男人们走了,女人干不动地里的活。村里200亩出头的农田,现在大概有70~80亩已经被荒废了”。

  年轻一点的徐小斌今年32岁,他是徐瑞宝的侄子,被诊断为尘肺Ⅰ+ 期。前几天从深圳回来,他发现自家的几间土砖房子被别人的货车撞倒了,由于村里几乎没什么人在家,又是晚上,肇事者早已不知去向。他唯有不顾病情,修建新的房屋。

  2008年,双喜11组的男人们安然度过了365天,被村里的人庆幸地称为“平安年”。直到最近,徐术忠妻儿老母的悲哭声,再次打破村庄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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